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在全球注重发展服务贸易的浪潮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内形势下，京津冀服务贸易如何才能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条件。同时，三个地区在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中，要根据自己的优势产业来定位，最后京、津、冀还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建设交通网络、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来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引言
21世纪以来，以现代化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区域和控制中心，我国的都市圈起步较晚，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初级阶段。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题汇报的召开，使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京津冀地处环渤海经济区域带，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优势，但长期以来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缺乏发展后劲。在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对于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2008）提出，未来应培育石家庄成为区域性、以陆路物流为主的物流中心。马春梅（2009）认为，河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是深度挖掘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大河北服务出口的比较优势。杨召东（2012）认为，天津服务贸易出口的优势部门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的传统领域，而保险、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型的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王红丽（2014）认为，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建议京津冀三省专注于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根据查阅的资料来看，我国目前对于北京服务贸易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对于天津、河北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少，而对于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少，本文希望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明确京津冀三个地区在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希望为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京津冀服务贸易现状
（一）服务贸易规模
北京市服务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从2003年的162.2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 000.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5倍之多，除了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服务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外，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都在逐年增长。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为1 000.2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445.1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额为555.1亿美元。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21.25%，占北京市对外贸易总额的24.5%。
天津服务贸易从2006年的110.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88.4亿美元，增长了70.6%，2014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173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为99.64亿美元，同比增长45%;进口为73.45亿美元，同比增长1%。
河北省相对于京津是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起步晚，规模较少，但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河北省201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5.45亿美元，同比增加36.97%，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8.18亿美元，进口额为27.27亿美元。
（二）服务贸易结构
2003—2012年，从这十年数据来看，北京市服务贸易以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这3项为主，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0%左右，同时金融、专利、电影音像等新兴行业的服务贸易总额占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绝对数的增长是明显的，2012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89%、26%、45%，同时这些行业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3年天津服务贸易12大领域中，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五大类进出口额合计占全市服务进出口额的92%。其中旅游排名第一，占比达28%。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等新兴领域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2013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150.1%、224%、51.8%和705%。
由于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等特点，河北省服务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领域中，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以及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等行业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对金融、信息等新兴的服务贸易投资较少，导致服务贸易的结构不合理。
二、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 京津冀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梯次性特征，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具备发展金融服务、保险、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等新兴服务贸易的条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位于我国的前列。天津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天津港，凭借着港口优势，天津的运输服务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我国的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河北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其一大优势，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方面发展迅速。京津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这也为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京津冀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在协同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可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
京津冀是一个拥有着1.2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的经济区域，其市场容量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比例超过了1/10，具有良好的服务贸易合作基础。北京正处于服务贸易转型期，正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向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转型，这期间必将伴随一些传统型服务贸易的外溢，这就为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北京可以将一部分传统服务贸易转移到天津和河北，集中资金和技术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天津和河北承接一部分北京的传统服务贸易，来实现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优化，通过推动产业转移，可逐步实现三地互利共赢。
三、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
（一）北京作为核心，着重发展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协调区域合作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京津冀中发展最快的地区，理所当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各种高水平的会展、演出在北京举办，媒体、版权服务和影视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北京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北京是许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科技机构的聚集地，创新能力全国领先，同时汇集了大批各专业的人才。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北京市应着重发展金融、信息等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时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合作中充当贸易创新的尝试者，创新服务贸易模式，开拓新兴市场。北京在汇集服务贸易发展资源的同时应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以本身强大的实力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引领天津和河北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协调区域合作，达到区域共赢。
（二）天津着重发展物流和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
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物流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拥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天津应充分发挥其港口城市的优势，着重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资源流动提供便利。将北京商品市场流量大的特点与津、冀两地货物周转的优势结合起来，三地在物流运输方面联手，推动天津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现代物流中心，则既能促进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能带动全国运输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
天津是首批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并先期跨入了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行列，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的目标，天津应着重发展服务外包，扩大在岸外包业务规模，同时推动离岸业务的增长，提升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
（三） 河北大力发展旅游、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服务贸易
河北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且相较北京、天津来说劳动力成本较低，河北省现已拥有众多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等建筑业企业，拥有多个国家、省级劳务基地县。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方面，河北省拥有规模和盈利方面的较大发展潜力，而且能够带动国内技术、设备、材料的出口。
河北本身也拥有自己特色的旅游资源，河北省可以利用独特的海滨海岛、坝上草原、长城文化、温泉湿地等优势资源，与北京、天津联合发展“大旅游圈”，形成一线式旅游服务，进行京、津、冀旅游产品的差异开发和错位发展，使三地旅游优势互补，优化旅游产品空间结构，全面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还能够缓解北京假期的旅游压力。
四、推进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对策
目前京津冀的合作交流大多都处于初级阶段，区域合作的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要从政策上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践行，引导京津冀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交通先行是重点，国家已经在积极进行京津冀的交通网络建设，对京津冀交通的规划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多个方面，目前连接北京和河北的城际公交已经开通，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正在建设中。交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还将为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合作带来便利，为京津冀联合发展运输服务贸易奠定基础。
北京在服务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中，要带动津、冀两地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明确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三个地区的效益，在京津冀的联合发展下实现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进步。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新冠疫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反复，国际服务贸易对中国产业的影响逐渐增加，其中不仅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通过分析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创新型技术对服务贸易的引领和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可以得出中国服务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遇多于挑战，深入探究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我国服务业的结构，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趋势，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技术创新;数字经济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供给与需求都遭遇较大冲击，但疫情也催生了大量“在線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后疫情时代，如何把握好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使之成为提振国际贸易和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一、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有别于货物贸易，整体影响较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有别于货物贸易，呈现一正一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服务贸易是高度依赖人员等要素国际流动的贸易形态，各国为防范疫情加强出入境管制措施，传统服务领域尤其是旅游业成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2020年1-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5144.3亿元，同比下降13.2%。但是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的敏感性和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据世贸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零售、卫生、教育、电信和视听等行业更加注重在线服务，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这类服务业及其贸易对连接供应链和促进商业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二）各细分领域影响不同
疫情期间，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提供方式所受影响较大，尤其是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服务贸易也构成一定不利影响，部分跨国公司可能调整、缩减在华投资或生产;新兴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相对可控，有的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跨境支付。
境外消费特别是出国旅游影响严重。出国旅游是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2020年由于疫情防控对于人员流动的直接限制，不仅旅游消费需求锐减，旅游服务的跨国供给能力更显不足，旅游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严重。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11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9371.6亿元，下降47.8%，其中出口下降50.8%，进口下降47.4%;剔除旅行服务，前11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2.2%，其中出口增长4.6%，进口基本持平，可见本次疫情对旅游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自然人移动受到严格限制。整体来看，疫情期间中国出入境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自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陆地口岸、海港、空港入境日均12万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八成多。此外，技术密集型或者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比如工程、教育、技术服务等部门，在疫情中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外派劳务人员都大幅下降。随着疫情在中国的平息和稳定，中国出入境限制逐渐放开，传统形式的服务贸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商业存在所受影响较大，但目前恢复情况良好。疫情期间，大量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受阻，然而大部分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尽管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中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反弹，他们对公司在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相关条例的实施，大幅压缩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优化了外商投资环境。对金融机构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限制正在取消，沪港通、债券通等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也在扩大，外国资金流入未来将大幅增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更温和适宜的土壤。
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受影响较小。后疫情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展览、线上旅游、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等新兴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应用和普及。据报道，2016年以来，数字化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比重稳步提升至50%以上，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相关跨境交付服务贸易业态增长迅速。据统计，2020年1月-11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望未来，大数据、信息技术、5G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对我国服务贸易生态造成较大改变，云办公、云娱乐、云教育等将进一步普及，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将在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一）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结构将更加优化
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快60%。WTO数据显示，按收支平衡（BOP）方式统计，197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占比仅为9%，2017年该比重上升为23%，预计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在2030年将上升为25%，并且电子商务可能刺激1.3-2.1万亿美元的增量贸易。此外，信息技术、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将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国际贸易从劳动力主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的技术比较优势转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
（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一方面，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成为企业获取全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价值增值环节将继续向生产前的研发、设计阶段与生产后的市场嵌入服务阶段转移，整个价值链条中，服务增加值将日益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带来服务要素的不断提升，将带动研发、金融、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的服务竞争。另一方面，服务对各大产业的整合提升作用也越发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产业黏合剂作用更加突出，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型组织方式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对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技术创新有望成为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跨越了服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为服务业全球拓展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使得教育、健康、医疗、文化等传统不可贸易的服务逐渐变得可贸易，服务贸易种类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例如，疫情期间催生了大量“在线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大幅刺激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医疗健康等服务需求和供给，加速了传统服务贸易由线下经营向“互联网+”线上模式的转变。未来，随着新一代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还将持续改变信息通信服务的提供方式，推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支付方式产生变革，数字技术与零售、娱乐、出版、休闲、金融、卫生、教育等行业的融合将日益加深，并衍生出更多服务新业态与新模式，从而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的新领域和新内容。
（四）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
随着服务业业态的大幅拓展及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全球国际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逐步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据WTO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大概有290项特惠贸易安排，其中服务贸易内容占了近一半。并且，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在各国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著，已成为贸易战略竞争、贸易规则竞争、贸易利益竞争的核心，也是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新版图的关键因素，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市场准入、边境后措施、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重要议题，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成为签署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服务贸易是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长期来看，我国服务需求市场广阔，未来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鼓励服务贸易现代化转型，实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齐头并进，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和贸易增长。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顺应了由“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偏好升级，服务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主力。旅游、医疗服务、快递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都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服务业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国内服务业的成长将进一步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而国内消费升级的旺盛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海外高端服务的进口。
（二）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服务贸易释放新的发展空间
我国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其中服务业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202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并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展至28个，试点内容也在前两轮基础上“全面深化”。我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国内服务业规则改革等领域的持续改革开放举措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有效促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持续推进、势头良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我国经济富有活力，科技创新实力较强，旅游与教育资源丰富，在计算机信息、通讯、金融、建筑等领域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一些领域也具有比较优势。中东欧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同时人力资源素质高、成本相对较低，信息通信等行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较强;东盟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港口运输领域较为发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将持续深化拓展，成为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数字贸易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引领全球贸易的升级迭代，贸易方式与贸易对象的数字化逐渐成为新趋势。从具体的领域看，数字贸易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通讯、云计算、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服务，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等數字内容服务以及通过数字交付的服务外包等三大类。数字贸易将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服务贸易将日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也逐步明显。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占整体服务贸易比重达25.6%。贸易顺差约为1873.9亿元，同比增长46.1%。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四、发展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一）着力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努力提升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尤其是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重。二是要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降低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在保持制造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优势的基础上，明显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二）加强公平竞争、减少壁垒的政策措施
一是强化服务业领域的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比如，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少选择性补贴、投资补助等举措，建议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更多采用普惠性减税、政府采购、消费者补贴等手段，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强化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二是清理并大幅削减服务业领域边境内壁垒。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引入相关发达国家对旅游娱乐、体育养老等重点生活性服务业的管理标准，并实现资格互认;建议全面推广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负面清单外的境外企业在我国提供相关服务，逐步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市场监管等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抓住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机遇
鼓励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数字服务贸易。疫情催生了一大批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网络办公、视频会议、大数据分析、云服务等领域发展迅猛。因此，要积极挖掘具有“零接触”特征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广泛应用移动互联技术，拓宽线上服务贸易边界。利用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大数据营销、电子支付、网络广告等数字服务贸易。
（四）加快推进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
在疫情冲击下，以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为目标，推动形成双边多边贸易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新机制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全面增强。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应提前谋划，找准相关协定给本地区和企业的服务贸易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新局面，同时要提高对区域服务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变化的认识，提升本地区内可能面临风险的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二是尽快实现关键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新突破。建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率先打造中韩自贸区升级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还要逐步推进双边服务标准的对接、服务市场的融合。
五、结语
后疫情时代，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经济强劲复苏，给全球服务贸易的扩张带来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产业深度融合引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产业链重构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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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煤炭、电力、焦化、冶金、建材等重工业，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于转变山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低
山西省服务贸易起步于2007年，当年服务贸易额为7.9亿美元。“十一五”期间，全省服务贸易额达到29.4亿美元。2009年达到11.5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仅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0.34%，全国排名26位。2009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为85.5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11.5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13.5%，属于服务贸易不发达水平。
（二）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目前，全国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额为12项，主要是运输、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外包、技术引进、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其它服务等。受起步晚、产业结构重型化、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山西省服务贸易主要集中旅游、工程承包、外包、文化产品、技术引进等五项，占全部贸易额指标的41％。“十一五”期间，外包650万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2.2‰；旅游为1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34％；工程承包1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40％；技术引进1.54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5.2％；文化产品2100万美元，占服务贸易额的0.7％。
（三）对发展服务贸易的认识程度不高
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相比，服务贸易国际转移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特征，对贸易投资环境要求也不尽相同。目前，山西省对服务贸易认识不足，存在重货物贸易、轻服务贸易的认识，加之一些服务贸易承接方缺乏必备的国际沟通方式、国际化服务意识和经验，特别是对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必要的措施。政府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企业培育、产业配套、投资环境、投资促进等方面缺乏引导，服务业发展环境相对滞后。
（四）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小，服务能力低
2008年，山西省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约300万美元，而同期大连服务外包业务总额高达2亿美元，是山西省的66倍。东大阿派软件一家公司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已近1万人，而山西省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总数才8000人，上百人的服务外包企业不到2家，企业规模小，难以承担国际大型外包项目。
（五）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人才短缺
山西省每年大学生毕业生人数16万，但调查显示，只有10％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能够胜任外国服务企业的工作。此外，山西省还缺少具有全球眼光，能够带领大型技术团队承接复杂外包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及具备外语能力，熟悉发包国商业文化的技能型人才。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外包高端人才流失较重。
（六）文化旅游产业体制机制有待理顺
山西省文化产业基础好，发展快，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创意环节不够重视，各级政府和企业，没有把创意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产品和项目中无法体现创意内容；创意人才匮乏，从目前来看，没有一种机制能够把优秀的创意人才、创意企业聚集起来。省内文化产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合作较少；整个产业缺乏来自信息、制造、教育、商业等相关行业的支持；全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步伐不大，对外开放的速度较慢，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
当前，全球的服务业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迅猛发展。对比发达国家70％、发展中国家50％的比例，山西省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6％左右，未来山西省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十二五”期间山西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和重点
（一）发展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服务贸易发展规律。以服务业发展为依托，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并遵循服务贸易发展规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分享发达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吸收适合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的合理成份。
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统筹兼顾服务贸易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在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值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不断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在扩大旅游、工程承包、外包、文化产品、技术引进等传统服务贸易规模的同时，积极发展通讯、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贸易。
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强政府宏观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指导和支持，完善管理体制，促进区域、行业协调发展。
（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巩固优势、发挥特色、挖掘潜力的原则，对山西省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进行分类指导、重点促进。对山西省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传统贸易产业，挖掘潜力，继续扶持扩大进出口；对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予以特别指导，努力发展壮大；对技术引进再出口、文化产品、动漫、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重点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加速发展。
1、进一步发展旅游业
进一步提升旅游供给水平，鼓励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加快完善旅游产品体系，整合力量集中培育大型旅游节事活动，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加强宣传促销，促进旅游与外宣、外交、外事、经贸、文化各部门联动，通过驻外使领馆和多种商业渠道，搭建多种平台，强化山西省整体形象宣传，建立完善配套服务，推动建立健全旅游紧急救援体系，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加强旅游国际和地区合作，探索和深化有效合作机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参与旅游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话语权；推动国内旅游企业参与国际旅游竞争，鼓励和扶持一批大型旅游企业在境外建设服务网络；积极稳妥推进出境游业务的试点开放，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
2、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发挥山西省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企业。研究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扶持政策，加大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企业国际资质认证或评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的支持力度；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和国际离岸外包，对软件移行、网络安全、招标服务、头孢工艺研发、远程医疗、公共缴费软件平台、动漫设计等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出口企业，扶持壮大太原服务外包出口基地建设，扶持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和服务外包实习基地，扶持一批服务外包出口企业通过国际服务外包“CMM3”级以上资质认证。专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境外设点；制定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评估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
3、积极开拓对外文化贸易
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山西省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扶持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演出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出版物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支持动漫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新兴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品牌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从事演出展览、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业务的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借助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书展、博览会等平台，积极推介山西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夯实服务贸易发展基础
全面提升山西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省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服务贸易企业，优化服务贸易主体结构。加大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落实和完善各项吸引和培养服务贸易人才的政策，建设和认定一批服务贸易人才培训基地，加快服务贸易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服务贸易理论、政策和动态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引导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服务贸易、熟悉服务贸易、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加快与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建设。重视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的提高，建设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形成服务贸易发展良好环境。
（二）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体系
把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作为今后五到十年全省经济贸易工作的重点，充分把握资源型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制订出台促进山西省服务贸易全面发展的政策文件和具体实施细则，设立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逐步完善促进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体系。重点包括积极争取服务贸易税收优惠试点政策、支持服务贸易企业扩大出口、培训人才、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服务品牌、创新服务方式；支持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服务业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先行先试，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科学合理地简化自然人移动的行政审批程序等。
（三）深化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贯彻落实国家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管理办法，结合山西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和统计工作特点，学习借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和发达国家（地区）经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山西服务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办法。做好以服务贸易BOP统计和FATS统计为主体的服务贸易基础性统计；扩展运输服务、软件出口、服务外包、文化贸易、教育服务贸易等服务贸易专项业务统计；建立服务贸易综合评估体系，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增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积极鼓励企业参加涉及服务贸易内容的国内外知名展会；整合资源，将“山西服务贸易网”等建成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实现网上信息发布、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功能；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协会等中介组织在协调企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外交涉、维护企业权益、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五）建立政府综合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各部门紧密配合，市、区县联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山西服务贸易综合服务体系。市级各部门依托山西服务贸易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共同研究制订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政策措施等。各区县将服务贸易管理工作延伸到第一线，市、区县之间形成便捷化、扁平化、网络化的服务贸易服务体系。依托行业管理和政策措施，政府各部门要与服务贸易企业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并依托相关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及时了解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探索建立服务贸易预警机制。协调部门管理，提高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做好服务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六）加强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
加强与全国其他兄弟省市的合作交流，支持打造“中国服务”整体品牌。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服务贸易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深化与港澳地区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开拓与台湾地区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发展与欧美日等服务贸易主要贸易伙伴、与东盟等签订有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国家（地区）的合作交流。
（赵江燕，1981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宏观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跨境旅游是促进不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不同种族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贸易伙伴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我国对外旅游出口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上从规模和结构入手，分别研究国际旅游收入发展趋势、主要的客源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研究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由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国际旅游 竞争力 回归分析 建议
1 入境旅游发展状况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升，在全球排名升至第15位。从具体指标来看，中国的文化资源（第1位）和自然资源（第5位）排名领先。报告称，目前，旅游业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份额超过10%，同时全球每10个工作机会中就有1个来自旅游业。但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晚，随着推动国际旅游业务政策的实施，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旅游服务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规模最大的项目，2009年之前我国对外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平衡服务贸易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我国旅游服务出口39.7亿美元，进口43.7亿美元，首次出现了逆差现象，而且近几年其逆差额有增大趋势，可见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由统计年鉴数据（本文数据都来源于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我国旅游收入总额从1994年至2014总体平稳增长。受经济形势影响，在2003年和2008年有微小波动；1994年国际旅游收入72.23亿美元，2014年国际旅游收入569.13亿美元，其增长了7.88倍；20年间国际旅游边际增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由年鉴数据整理还得到：广东省国际旅游收入直位于全国第一，而且其国际旅游收入远高于其他省份；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東部沿海省份，比如上海、福建、江苏等城市20年间一直稳居靠前，云南和陕西的国际旅游收入高于其他中西部地区；同理，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和沿海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我国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名次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笔者通过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进一步得到：从1997年至2015年间入境旅游人次基本处于增长趋势，1995年～2000年有较快增长，2005年后入境旅游人次边际增长降低；同时可以看出，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入境旅游所占比增长了约50%，2000年后保持稳定状态；在入境旅游来源中港澳同胞占据了很大比重，而外国人和台湾同胞占得比重较小；还有就是，中国入世以来，外国游客人次和所占比重都有小幅度增加。
上文分析了入境游客来源，接下来主要分析在外国人中，其他各国和地区入境来源情况。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中，韩国来我国入境旅游比重达到21%，日本、美国分别占为12%和10%紧随其后；在各州比较中，亚洲、欧洲、北美洲对应占64%、19%和11%。
2 影响国际旅游收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建立
随着经济地发展，我国GDP的增长，其内生发展需求是否刺激国际旅游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来华入境人次不断增长，相伴增加的旅行社数和星级饭店是否和国际旅游收入有关系？本文以此选取国际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Y、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分别为自变量。其相关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14年），探索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由于所用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并用EG两步法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首先回答国际旅游收入、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是否为平稳序列，及考察其单整阶数。
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0.38868、-3.0522、-2.6666，t检验统计量值-0.9287大于相应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国际旅游收入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
为了得到国际旅游收入序列的单证阶数，检验中首先做一阶单整。同样用eviews分析，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28252、-1.9662、-1.6050，t检验统计量值-1.6000，还是不能拒绝H0，是非平稳序列。
根据需要做二阶单整，其结果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719、-1.9740、-1.6029，t检验统计量值-7.6317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国际旅与收入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Y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即SR～I（2）。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检验得到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也是二阶单整，即SR～I（2）；检验得到旅行社数量为平稳序列；检验到商品销售和游览娱乐为一阶单整，即SR～I（1）。
为了分析可支配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星级饭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首先做5个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根据eviews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写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1724lnGDP+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回归残差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3.1535，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国际旅游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及星级饭店存在协整关系。
2.2 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由eviews分析结果可以得到：R^2=0.9922， R^2=0.989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F检验：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5和n-k=13的临界值F=2.43。由分析结果得到F=414.0861，由于414.0861>2.43，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GDP”、“民航收入”等联合起来确实对国际旅游收入总值有显著影响。
（3）t检验：分别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临界值t=2.1604。由分析结果可得，除了GDP、民航收入对应的t的绝对值小于t= 2.1604，其余解释变量都大于t= 2.1604。这说明在显著水平0.05下，常数、自变量6的系数、自变量7的系数、分别都应当拒绝原假设。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 “住宿餐饮”“星级饭店”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当给定显著水平0.05时，由于自变量1系数和自变量3的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1.7289、1.9447其绝对值小于t=2.1604，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GDP”和“民航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当给定显著性水平0.10时，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的临界值t=1.7709，表明0.10的显著水平下，“民航收入”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而GDP的t值为1.7289，无论在0.05还是在0.10的显著水平下t值均小于对应的t=2.1604和t= 1.7709，所以“GDP”对“国际旅游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结论从分析结果中的P值也可以判断，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对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显著。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为0.0738，小于0.10，表明在0.1 0的显著性水平下，“民航收入”“国际旅游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此时建模过程结束。最终得到模型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4）通过spss采用逐步回归策略筛选得到的共线性诊断结果。针对最后拟合的模型3，最大特征值为3.831，其余依次快速减小，其它各个条件指数均不大，可以认为多重共线性较弱。
3 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文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我国国际旅游出口是对外服务出口贸易中最大的项目，但是我国对外旅游服务区域发展不均衡。据此，我们应继续坚持对外旅游服务的方针，发挥它对出口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再者，对全国国际旅游要统筹兼顾，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的规划。对于东部省份重点加强与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对于中西部地区应从依托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扩大宣传吸引国际游客旅游，同时，中西部地区要把握时机，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等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第二，我国国际入境旅游客源构成有地区集中，全球遍布的特点。由上文可以看出港澳同胞在国际旅游客源构成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与我国“一国两制”政策、区位优势有密切关系。对于外国和地区，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入境旅游占据很大比重，这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对此，我们应该继续鼓励大陆和港澳同胞、两岸同胞友好交流，增进经济合作，保持与邻国的伙伴关系，积极寻求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交流。最后，政府应简化入境手续，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问题，刺激国际游客入境旅游。第三，构成国际旅游收入的各因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影响国际旅游发展中一些相关因素不容忽视。因为入境旅游，所以游客对民航的选择大于铁路、轮船等，我国应该提高航空服务水平，打造优质的航空环境，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同时，在内陆地区发挥我国高铁优势，提高我国对中亚、西欧地区的国际游客的运输水平。再者，我国应坚持旅游服务创新，在商品销售、游览娱乐方面提供优质、中国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当然，还要重视划涉外饭店和国际旅行社的建设，培养国际化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满足游客在住、行、食、游、娱、购的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我国国际旅游水平。最后，我国政府应加强国际旅游法制体系建设，确保旅游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使游客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提升我国大国形象。总之，国际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国内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国内需求增长能带动创新、增加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量。所以，我国更要不断提高本国生产力，由生产力需求刺激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1] 王静.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響因素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4.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指出，实施“留学北京行动计划”，完善外国留学生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奖学金资助力度，建设一批国际化的品牌学科专业和课程，推动北京成为外国学生留学中国的主要目的地，适应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需要。基于这种背景，在梳理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依据钻石模型分析了其竞争优势，并就其国际竞争力与英国伦敦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优势；国际比较
北京高教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现状
一是来京高等教育留学生招生人数逐年增长。例如：2009年-2010年，北京高等教育留学生招生人数为21，889人；2012年-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9，165人。北京近几年加大了留学生教育管理，优化留学生服务，吸引留学生来京学习：开通留学网站，举办教育博览会，设立来京留学生奖学金项目；通过留学生奖学金等政策鼓励各高校招收留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为留学生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二是生源结构单一。来京的留学生主要以亚洲学生为主，所占比例在57%以上，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印尼、越南、泰国等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同这些周边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具有相似性，汉语对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更容易学习。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距离中国较远，语言和文化也有很大差异，汉语对于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不易接受。同时，能进行全英文授课或双语教学的北京高校为数不多，很多留学生因此被拒之门外。
三是来京留学生接受教育的层次较低。来京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人数较少，只有25%左右，其中多数是培训生，有70%以上，并且以自费生为主，高达76%以上。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主要还停留在语言培训等非学历教育上，出口的竞争力不够。
四是北京高校留学生数占在校生数的比例低。2001年-2010年，北京市普通高校留学生数占在校生（含普通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呈增长趋势并保持在4%左右。2010年，北京市留学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35%，而同年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伦敦地区高校2009-2010学年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为102，000人，约占伦敦高校注册学生人数417，000的25%。由此可见，北京市该项指标仍明显低于伦敦等主要世界城市的发展水平[1]。
北京高教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分析
1.钻石模型分析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指出，一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对企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可能会有很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六个因素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企业的战略及组织结构和竞争状态、机遇、政府行为。
一是生產要素。就高等教育而言，生产要素主要指教育经费、社会声誉、师资、设备资料、专业学科、课程体系、研究能力、管理水平、校园文化等有形和无形的因素，其中师资和社会声誉是最主要的要素。社会声誉是重要的高校服务生产要素，是高校获得优质生源、办学资金的保证。北京堪称全国高校中心，其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中国校友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学排行榜100强中，北京高校占据21席。“211工程”中，北京高校占到全国总数的1/5 以上，有22所高校，居全国首位；“985 工程”中，北京高校占到全国总数的1/5 以上。但是，从国际层面上看，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的2016-2017年度最新世界大学排行榜，北京高校无一挤进前十名，几乎全被英美高校占据，其中美国占据5席，英国占据4席，国内最知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排名25和41。因此，北京高校虽在国内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师资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高校生产要素，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体力量。根据上大学网2012年发布的《上大学网中国“211工程”大学2012级本科新生师资力量排行榜》《上大学网中国“985工程”大学2012级本科新生师资力量排行榜》，北京各有3所高校位居前十。这说明北京部分高校的师资在国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从总体来看，北京高校的师资力量有待提高。根据《北京高等教育质量报告》相关数据，在2001年—2005年间，在影响北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键因素之一的师资队伍的水平和素质方面，虽然教师数量持续增长，但与学生数量的增长不同比，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科类差异；虽然教师队伍的年轻化程度、高学历化程度不断提高，但面临着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等“质量提高”的更艰巨任务[2]。
二是需求因素。迈克尔·波特认为一国需求条件是一个行业或一项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国的高等教育需求影响着该国教育规模、质量、国际化程度以及国际竞争力。如果一国高等教育需求旺盛，则该国高等教育容易形成规模，提高效率，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反之，该国高等教育发展受限，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来京留学生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短期语言学习上，而北京出国留学的学生主要集中在接受长期学历教育上。这种需求结构的差异是形成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逆差大的原因之一。北京外国留学生的市场需求占有的全球细分市场份额不大，北京高等教育竞争力有待提高。
三是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受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文化传统、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推动的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发展程度影响着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就经济实力而言，北京综合经济实力居于全国前列，第三产业规模位居大陆第一，北京城市竞争力居全国第三，居世界第五。北京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的振兴，为更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提供了锻炼和提升的平台。就科技而言，北京拥有中国科学研究院等知名研究机构，如中关村科技园，2012年城市科学发展指数全国排名第二。就文化传统而言，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八百六十余年的建都史和六项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个亮点。就语言而言，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这也是北京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优势之一。
四是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和竞争状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完善的教育服务体制、体系，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来源于教育领域的公平竞争，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都由国家垄断、政府主导，缺乏良好的竞争力。在国家高等教育大环境的影响下，北京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同样缺乏竞争力。另外，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也不高。高校留学生规模、生源结构、留学生占在校生数的比例是衡量教育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北京高校在上述指标上的表现一般，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高。
五是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北京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提升了国际影响力，更多的留学生想来北京看看。北京建成“世界城市”的目标对北京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为北京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六是政府因素。开放的、积极的法律和政策能够引导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反之，会阻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北京作为教育对外开放最发达地区之一，积极实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行动计划”“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行动计划”。《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扩大教育开放”战略为契机，努力推动北京高校来华留学事业在新时期实现新突破。这些措施提高了北京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了北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2.国际比较分析
一是留学生规模小。就北京和伦敦而言，伦敦2009-2010学年、2010-2011学年、2011-2012学年招收的留学生数是北京的4倍以上。北京和伦敦同是首都，但是北京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远远低于伦敦，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出口额与伦敦存在很大差距，处于竞争劣势。
二是北京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和留学生师资国际化程度不如世界知名高校。一个学校的留学生数（尤其是学历生数占其学生总数的比例）越高，其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越高。北京大学留学生数量占学生总数10%，清华大学还不到5%。而哈佛学院达到16%，剑桥大学达到18%，麻省理工学院达到24%。北京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很大差距[3]。北京高校留学生师资国际化程度不高。欧美发达国家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北京只有少数高校能进行全英文授课或者双语教学。教师授课的语言问题阻碍了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
三是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逆差。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出口目的国主要是亚洲国家，而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据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2008年北京自费留学人员当中选择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的人数占到了自费留学人员总数的近六成。因此，北京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对发达国家的逆差大。
四是北京留学生管理制度落后于发达国家。首先，教育收费制度落后。发达国家自1980年以来实行留学生教育成本回收策略，而北京仍然实行的是我国1997年颁布实行的《自费生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收费在1.4万～3.4万元人民币之间浮动，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5万～2.5万美元之间，收费较发达国家低的多。这种收费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教育水平的差异，北京留学生教育的投资力度还不够，竞争力不强。其次，北京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市场意识不够。发达国家为招收留学生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如美国成立了联邦协调委员会，法国有“法兰西教育专署”，德国有专门的海外学生服务公司，澳大利亚在海外设立许多咨询服务机构。北京高校缺乏招生意识，没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海外宣传。最后，留学生政策不如发达国家灵活。有些发达国家，如英国为留学生提供免费医疗，北京留学生就医需要自费购买医疗保險。多数发达国家给予了留学生打工的政策方便，留学生打工方便。而北京只允许留学生到市内其他学校担任外教等工作。打工限制条件多降低了留学生来京学习意愿。
北京高教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发展对策
1.搞好宣传，提升教育品质，扩大留学生生源
北京留学生规模与世界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将宣传、提升教育品质有机结合起来，既要练好内功，又要做好宣传。就宣传而言，一些发达国家为开拓留学生市场，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高校通力合作，建立了一些留学生招生机构。北京可以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成立专门机构，相互配合，扩大宣传，宣传介绍北京的教育资源、生活环境、留学政策等。例如：德国56所高校成立专门的海外学生服务公司，负责向留学生提供各种具体细致的服务。目前，我国已经开通“留学中国”网站，上海开通了“留学上海”网站，北京也可以效仿开通“留学北京”网站，让各国留学生更方便地获取来京留学的信息，因为有很多留学生想来京接受学历教育，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哪些学校和专业更适合自己。就提升教育品质而言，北京可以鼓励有能力的高校建设留学生精品课程，留学生精品教材，并设立留学生教师基本功大赛等评比。鼓励各高校多开展面向留学生的全英文授课课程，为留学生接受学历教育提供更多的选择。此外，北京各高校应积极加强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与国外大学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学的学分互认。
2.完善制度吸引留学生来京学习
完善后勤管理制度，根据留学生国家、民族、宗教等不同的风俗习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让他们学得舒心，住得舒心。鼓励各高校成立专门的留学生服务组织，为留学生提供各种帮助，如新生入学、换汇、就医等。完善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为留学生看病就医提供便利条件和保障。完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加大对来京留学生学习的资助力度。除北京市留学生奖学金外，鼓励各高校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吸引更多的优秀留学生人才来京学习。完善留学生实习和就业制度。来京留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想留京工作。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背景，有着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国际化人力资源。北京可以借鉴国际惯例及其他省市（上海、广州）的做法，制定更能适应形势发展的留学生在京实习和就业的相关制度。
3.搞好留学生文化体验活动，借力北京文化软实力
很多留学生来京学习是因为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因此，北京市应继续办好已有的各种留学生活动，如北京外国留学生中国文化节、留学生烹饪大赛、留学生汉语辩论赛、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等，建立留学生活动的长效机制。另外，北京市还要积极鼓励并支持各高校组织留学生开展文化体验活动，如游览名胜，制作中国传统美食，学习中国书法、剪纸、太极拳等。这些文化体验活动容易在留学生之间形成口碑宣传，可以扩大北京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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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陈 栓]
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王燕同学，东盟十国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服务贸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在加快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保障服务贸易良好发展的一系列协议，采取不同策略逐步发展服务贸易，消除服务贸易中产生的摩擦，以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解读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经过长时间协商和谈判决定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然后双方相继于2005年7月、2007年1月和2009年8月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中国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参照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模式，规定了各方开展服务贸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权利和义务，同时附件中包括了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定义和范围。其规定了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定义和范围，如商业存在、法人、服务贸易等，协议适用的各缔约方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及不适用的范围。
第二，义务和纪律。其包括透明度、国内规制、承认、商业惯例、保障措施、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补贴、合作等条款，规定了双方在CAFTA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具体承诺。其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附加承诺、承诺的适用与扩大、逐步自由化、具体承诺减让表和减让表的修改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第四，其他条款。其包括联络点、审议、修正、争端解决、协议生效和交存等条款，规定了实施协议的程序性问题。《服务贸易协议》是中国在CAFTA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协议，是继《货物贸易协议》后中国与东盟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此外，为促进服务贸易的便利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签署了一系列服务业方面的多个双边、多边协议。如中泰、中菲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运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信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服务贸易作为贸易规则的重要调整对象，为绝大多数一体化组织所规范。①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涵盖的只是一小部分范围，对于CAFTA的服务贸易总量的影响不是太大，中国和东盟双方是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的特点进行渐进式开放的。这些协议对CAFTA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需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为加速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各缔约方尽快完成服务贸易协议谈判，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禁止针对服务贸易采取新的或增加歧视性措施，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所作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的基础上，继续扩展CAFTA服务贸易的广度和深度。根据《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将分别在建筑、环保、运输、文体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作出新的市场开放承诺，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放宽一定限制等。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合作也将日益加深，相互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服务贸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部分，随着服务贸易法律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与完善，对CAFTA服务贸易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机遇
服务贸易在全世界发展速度相当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东盟，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新的合作机遇：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CAFTA内服务市场是新兴市场，服务贸易市场发展潜力广阔，对各国服务提供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适当放宽服务业贸易限制，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更好地利用一些国家的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全面推动CAFTA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
2.《服务贸易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深化和加强双方服务部门的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的增长。双方正确运用WTO相关规则，根据《服务贸易协议》逐步减少对服务部门的一些限制，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会对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中国和东盟双方将有步骤地对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进行谈判。谈判将着眼于逐步加强成员间旅游服务、商务服务方面的合作，对金融、保险和电信等服务业将按照WTO承诺稳步推进。这将有利于彼此深入参与国际服务领域的合作，开展服务贸易谈判，进一步拓展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服务部门的合作水平，丰富CAFTA的服务内涵，相互吸取对方服务业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更要迎接挑战
《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中国与东盟目前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同样也面临着自身和外界的双重困难与挑战，不利于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服务贸易。
1.中国服务贸易起点低、基础差，缺乏国内的产业支撑，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水平不够，影响了对东盟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健全，服务贸易管理滞后。
2.服务贸易存在许多法律障碍，不能毫无顾忌地开放服务业，否则有可能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一方面，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开放部门和规模仍较小，市场竞争能力不够，市场准入的限制却多。另一方面，某些部门存在法律空白，透明度不够。例如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出台《旅游法》，对这些零散的规定，外国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难以了解。
3.东盟10国服务业虽然在总量上超过中国，但整体上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中国的总贸易量比重不是很大，东盟10国服务贸易水平、特点不一，存在不同程度的服务贸易壁垒，而且服务贸易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于服务贸易不能设立太多的限制。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服务贸易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减少贸易壁垒。
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时，必须尊重东盟和中国的不同利益，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现实出发，减少矛盾，更好地保障各国的经济利益在加快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上，双方应各自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双方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三、进一步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0年要深化多边双边经贸合作。加强和改善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如今，中国与东盟10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合作快速推进，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呈上升趋势。根据数据统计，2008年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3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4%。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将会继续增长。但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服务贸易大多集中在旅游、教育服务等低端领域，金融等高端服务贸易的部分则较为落后，需要针对劣势扩大合作，使双方的服务贸易形成较强的互补性。
(一)对于不同的服务贸易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策略逐步发展CAFTA服务贸易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将服务贸易分为跨境服务、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发展策略：(1)对跨境服务方式应持谨慎的开放态度，同时加强国家间监管的合作。跨境服务通常涉及信息技术、网络等高尖端技术，且服务提供者不在境内，对其难以实施有效控制。(2)境外消费方式一般不会对国内服务业和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带来直接冲击，应给予市场准入(3)商业存在能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商业存在服务有利于服务提供者的批量生产，取得规模效益，降低成本和价格。(4)对于自然人流动方式，中国、东盟的服务贸易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专业高级人才比较缺乏，因此应着重吸引国外高级人才。
(二)开展CAFTA服务贸易时应规范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近20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呈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定同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一样，正在形成自己的体系，但国内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定对中国东盟服务贸易规范的不足也有很多。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法律交流和研究刚起步，我们可以从东盟国家的法律、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方面学习，使我们适应中国一东盟经济发展和合作的要求。例如参加研讨会增进东盟成员方之间对各自法律制度、规范的了解，促进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全面协作。中国政府应鼓励开展服务贸易的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制定本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时，应利用世界服务贸易飞速发展的时机促进本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针对自己的劣势，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本国的服务业，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充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消除服务贸易中的摩擦，促进服务贸易的良好发展
CAFTA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协调服务贸易的要求，在服务贸易领域发生纠纷时，可以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来提供制度保障。《争端解决机制协议》适用于《服务贸易协议》，保证了CAFTA服务贸易的正常运转。CAFTA应吸收WTO及其他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合理恰当地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贸易中的作用，以保护服务贸易的顺利进行。争端解决机制模式更体现出一种自愿、协调和自我约束的特点。因而，CAFTA内成员国之间可以设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争端处理机制。此外，CAFTA应注重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具备强制性的解决机制。应当掌握和运用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完善各项协调机制，更好地解决服务贸易纠纷，实现CAFTA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