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1篇
摘 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354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作者简介：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周鑫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作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1}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2}《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作“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3}。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把它叫作“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象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4}中就把“语言地理”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作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5}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4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地理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7}。
三、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1902～1909年出齐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中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 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100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涌现，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8}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对它进行介绍，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的名称叫作《汉语方言地理学》。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些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从理论角度对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著作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9}。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导师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 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许多同行的集体智慧，跟20年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 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通过答辩的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我们已经指导研究生对湖南最南部的江永县做类似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写出了系列硕士论文。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湖南全局的研究。
四、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作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作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作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作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作“普通话”，面对古代，叫作“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作“汉语”，面对外国人叫作“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作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共同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音标，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
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提供帮助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1924年北京大学由于沈兼士提倡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查，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作《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从此，方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五、衡山南岳的方言特征地图举例
我们{10}在湖南最先尝试用地理语言学方法高密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汉语方言。下面我们提供衡山南岳的方言地图两幅，并且做一些地理语言学的分析。
从“声调系统及其类型”的地图可见，声调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对整齐，是分区地理研究要首先考虑的。山脉整齐地把老衡山县分成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方言区域。在山势平缓的东北方向，由于交通方便，产生了一个混合方言区——夹山腔区域。在西南方向伸入衡阳县范围的部分地区不属于前山话，反而属于后山话声调系统。“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只是在后山话系统的基础上，把阴平的调值改变成前山话的调值。考虑到前山话是县城方言，是强势方言，我们推断夹山腔本来是后山话，是前山话影响了它，使它变得开始接近前山话。
从“‘门槛’的词音及其词素结构类型”的地图可见，后山话非常统一，都叫作“地方”。前山话的词素结构也一致，只是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异。这些语音变异又主要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又有一些小的语音变异。在夹山腔中，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特点参差不齐地分布成多种格局。
注 释：
{1}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
{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鲍厚星：《〈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7}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8}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1期。
{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10}彭泽润：《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4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Hunan Dialect Geography
PENG Ze-run，ZHOU Xin-lin
Key word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Chinese Dialectology；Hunan dialect；Hengshan dialect；Nanyue dialect；dialect atlas
（责任编校：文 建）
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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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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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考研英语翻译英汉互译原则：英语多长句 汉语多短句
考研英语翻译英汉互译要注意表达和逻辑上的差异，有一些原则大家需要先了解，在翻译过程中慢慢去体会，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英语多长句、汉语多短句这一原则。
正是因为英语是通过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语法结构组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英语句子只要结构完整，作者通过增加限制成分、修饰语以及补充成分可以使得一个句子变得非常的长。比如在往年的考研英语翻译题中，最长的一句话竟然达到了58个单词。而正是因为汉语是强调意义上的完整，那么一个汉语句子就可以简短而意义深刻，言简而意赅。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要一定注意，可以破句重组，化繁杂的英语长句为多个意义紧密相连的汉语短句，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层次结构。例如：1999年的一道考题。
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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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5篇
摘 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包含丰富的墨家核心术语。墨家核心术语作为墨家思想的精华，其恰当的英译对墨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语料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以探寻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和方法。结果发现，方克涛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样，以直译、意译为主，辅以音译、汉字注释、同义词的方法，翻译形式多样，而其中包含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语料库
收稿日期：2021-08-18 修回日期：2021-10-03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墨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19BYY130）阶段性成果
墨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墨家术语是墨家思想的精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家核心术语英译，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助于促进墨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本文以方克涛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语料，以墨家核心术语为研究对象，探究方克涛的翻译策略、方法及其原因，以期为同类型作品的核心术语翻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
1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及其墨学部分
英语世界的“墨子”或“墨家”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处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1]。该百科全书由斯坦福大学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主办，将有关世界哲学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网站免费向大众开放，普及哲学知识。网站内容涵盖哲学流派、思想、人物、事件等，目前共有1600多个词条。内容全面，检索方便。词条编撰者多为哲学领域专家，内容审核严格，质量高，定期更新与修改。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学部分总计44 919词，分为《墨家》和《墨经》两篇，均由加拿大籍汉学家方克涛（Chris Fraser）撰写[2-3]，目前无中文版本。其中《墨家》于2002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墨经》于2005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方克涛现为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墨学研究，研究成果受到比利时、美国等国汉学家的认可。
在《墨家》篇，方克涛讨论了“墨子与墨家”“墨家十论”“追寻客观标准（‘法’的概念）”“认识论”“逻辑与论辩”“政治理论（尚贤）”“伦理学”“宗教”“历史影响和衰落”。在《墨经》篇，方克涛从后期墨家学说的聚焦点出发，阐述了“背景知识”“文本”“伦理学”“语言的哲学（名与实、言与举）”“认识论（知识）”“异同”“论辩与逻辑”。在文末，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墨子现有英文译本、西方相关论著和相关互联网资源，结构完整，内容真实可靠。方克涛撰写的词条并未一味地宣传墨家思想，而是通过翻译墨家核心术语以及部分墨家古句，分析和探讨了墨学重要观点。
2 国内外墨家核心术语研究综述
墨家核心术语研究与《墨子》和《墨经》的翻译密不可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墨家哲学术语的概念出发，集中研究了术语的内涵意义。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选译了《耕注》《贵义》《法仪》《十论》《墨经》，探讨了“三表法”“知识”“故”“法”“宇”“久”等术语的深层含义[4]。冯友兰的英文讲稿《中国哲学简史》翻译了《小取》全篇，节译了《公输》《公孟》《非儒》《十论》《墨经》等，阐释了“兼爱”“天志”“明鬼”“知识”“名”“辩”等术语[5]。陈荣捷（Chan W. T.）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翻译了《兼爱中》《天志上》《非命上》全篇，节译了《耕柱》《尚贤》《尚同》等，说明了“非攻”“非乐”“节葬”“尚同”“尚贤”等核心术语的含义[6]。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选译了《天志》《尚同》《经说》《经》《小取》的部分内容，分析了《墨经》中的“言”“坚白”“法”“类”“名”“故”“同异”“闻”“见”“辩”等术语。葛瑞汉（A. C. Graham）在《后期墨家的邏辑学、伦理及科学》全篇翻译了《墨经》四篇，为西方研究《墨经》奠定了重要基础。葛瑞汉对《十论》也有所讨论，对于“兼爱”“非攻”“尚同”“三表法”等进行了解释。戴卡琳（C. Defoort）翻译了《兼爱》上中下篇，认为“兼爱”是早期墨家的核心思想[7]。陈汉生（Chad H.）全篇翻译了《小取》，选译了《经》《经说》，对“三表法”“名”“言”“实”等墨家核心术语进行了拓展[8]。
由此可见，目前墨家核心术语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方面定性地探究术语的深层含义，对墨家术语翻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定量分析。因此，本文建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的英语单语语料库，选取一定的墨家核心术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探究方克涛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讨论其原因。
3 语料库建设及术语提取
构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语料库旨在对墨家核心术语英译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以考察其翻译策略和方法。首先从该百科全书网站下载墨学部分内容复制粘贴到Word文件中，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将“.+空格”替换为“.^p”进行分行，转换为txt格式等）;然后导入WordSmith Tools，使用WordList功能中的Statistics统计语料库基本信息（见表1）;建成语料库后运用AntConc检索。
形符指的是语料库总词数，类符指的是语料库中不同单词的数量，类符和形符之间的比率彰显词汇多样性，数值越大，词汇越丰富。由表1可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英文撰写，总体上少重复，词汇丰富。
为界定和提取墨家术语，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1）术语被定义为专业领域内指称概念的词或词组[9]，先通读英文语料，根据文中的注释、汉字提示和段落核心主题，初步确定墨家术语共96个;（2）使用AntConc软件中的检索功能和单词列表功能，统计词频，提取与第一步筛选后相符合的术语;（3）参考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的墨家术语，通过人工筛选，确定了48个墨家核心术语（见表2）。
通过AntConc工具检索统计48个墨家核心术语的频次，发现出现频次前10的是“辩”（193）、“知”（187）、“法”（180）、“利”（155）、“名”（110）、“类”（92）、“兼爱”（70）、故（66）、实（64）、说（48）。這些出现频次高的术语体现了墨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与冯友兰提出的后期墨家思想分为认识论、逻辑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相一致[5]：“知”代表认识论，“闻、说、亲、名、实、合、为”是对知识进行具体的分类;“辩”代表逻辑思想，《墨经》阐述了“辩”的目的、分类、原则、方法等;“法”“类”“故”是墨子提出的重要逻辑概念;“利”和“兼爱”代表社会政治思想;其余的墨家哲学术语便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补充，虽然在文中出现频次不高，但仍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参考已有研究，对墨家核心术语的阐述也有所侧重。
4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许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韦努蒂（L. Venuti）将翻译策略分为归化和异化[10]，而熊兵细分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11]。由于该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是哲学文本，哲学术语作为一种文化专有项，本文在分类上除采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借鉴了张南峰所总结的艾克希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12]，总结出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及方法，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翻译策略和方法，对提取的48个墨家核心术语英文译名进行归类，统计每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应的墨家核心术语译名在文中出现的频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4.1 从宏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归化和异化是两大翻译策略，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效果。“异化”的本质属性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原文作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学、文化特质，保留异国风味[11]。墨家思想深邃，有些术语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方克涛采用了汉字加拼音的方法，保留了中国文化。“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来替换源语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恪守、回归目的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规范[11]。方克涛在对墨家核心术语处理时，也会顺应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以意译的方法解释术语内涵，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墨家思想。统计方克涛翻译墨家核心术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归化为864次，异化为677次。
可见，方克涛处理墨家核心术语时，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且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哲学文本，作者主要意在普及世界哲学知识，所以对于晦涩难懂之处，方克涛采用了意译和释译的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接受。从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墨家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方克涛对于其逻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如“名”“实”，采取了直译+音译+汉字注释的方法，为西方读者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带来了便利。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翻译策略上，方克涛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英文撰写，主要面向西方世界读者。中西方思维差异较大，如果一味地保留原文的色彩，会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难度，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墨家核心术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色彩则会流失，所以方克涛在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同时，对一些术语进行音译+汉字注释的文内加注。由此可见，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也传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风貌。
4.2 从微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整理48个中文墨家核心术语对应的英文名称后，发现方克涛在处理多个术语时，使用了两种及以上的英文译名。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术语，方克涛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英译形式多样。结合具体的术语，笔者发现墨家核心术语翻译方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4.2.1 术语英译种类多样
对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种类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果如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只有一种英文译名的墨家核心术语有25个，出自早期墨家的有8个（尚贤、非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明鬼、兼），出自后期墨家的有17个（悖、害、重同、体同、类同、合同、狂举、虑、辟、侔、援、推、亲、闻、止、达名、私名）。其中，早期墨家思想的8个术语还历经英语名称的演变，方克涛在2007和2015年的版本给出了两种翻译，体现了概念的演变。例如“节用”“节葬”的“节”从2007年版的“Thrift”到2015年版的“Moderation”，“非攻”“非乐”“非命”的“非”从“Rejecting”到“Condemning”。以上演变体现了方克涛有从直译到意译的趋势，对术语内涵的理解也在改变，这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术语的含义。而后期墨家术语概念相对稳定，方克涛选用的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术语和英文译名之间一一对应。
此外，还有一些墨家核心术语内涵丰富，一种英文译名满足不了其意义的传达，对于这种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英文译名6种及以上的术语共有8个（法、实、辨、名、故、知、类、举）;具有5种英文译名的术语1个（是非）;具有4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3个（利、说、同异）;具有3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4个（兼爱、意、同、谓）;具有2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7个（天志、辞、亲知、是而然、说知、为、类名）。其中，翻译方法最多的术语为“法”，共有18种译名，方克涛对“法”所代表的概念，使用同义词来解释，例如“model or paradigm （fǎ法）”“fa （standard， model）”，在意译和音译的方法上进行变化。
方克涛的翻译方法根据术语内涵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具有一种内涵的术语，其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是意译的方法;针对有多种内涵的术语，译者翻译方法种类多样，处理灵活。
4.2.2 术语英译形式多样
方克涛对于术语的最终译名呈现，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英文译名在长短、单复数、词性等方面有差异。英文译名首次出现时译名较长，比如“天”译为Heaven （Tian， literally the sky），文内多以Heaven或Heaven （Tian）的形式出现。根据上下文，译名单复数也会改变，如“法”，一般用单数fǎ （model or standard）、model、standard、exemplar等，在谈及“三表法”及相关概念时则用复数fǎ 法 （models）、models、standards。根据句法的需要，同一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既有形容词，又有名词，如“同异”，既翻译成“sameness”（tóng同） and “difference” （yì異），又翻译成tóng/yì 同異（same/different）。
综上，方克涛对于术语的英文译名呈现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当术语首次出现时，术语通常较长，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会辅以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等文内加注。根据语境、句法的需要，术语单复数形式、词性会相应调整，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4.3 案例分析
根据图2，笔者选择了翻译方法种类多且在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2个墨家核心术语，“名”（110）和“实”（64）进行分析。
4.3.1 名
“名”是后期墨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名”在文中有9种译名，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
“音译+汉字注释”“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的翻译方法一般不单独出现，常作为直译或意译的辅助，在术语初次出现或者并列比较时使用，帮助英文读者理解术语“名”的内涵。各译名在形式上有单复数（names、name）、标点符号（“names”、names）、词性（naming、name）的差别。
例1.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
方译：The text continues by introducing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isputation： By names （míng 名）， mention stuff （shí 實）; by expressions （cí 辭）， put across thoughts （yì 意）; by explanations （shuō 說）， bring out reasons （gù故）. Accept and propose on the basis of kinds （lèi 類）.
例2. 名。物，達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
方译：They do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name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ir denotation （A78）： “all-reaching” names， such as ‘thing’ （wù物）， “reach to” or denote anything. “Kind” （lèi 類） names， such as ‘horse’， consistently “proceed to” （xíng 行 c.f. denote） all things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some feature. “Personal” or “private” names， such as the proper noun ‘Jack’， “stop-at” one thing only， the individual that bears the name. （A78）.
例3.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第47章，贵义）
方译：So as to my saying the blind don’t know white and black， it’s not by their naming， it’s by their selecting. （Book 47， “Valuing Duty”）
例1给出“名”的定义，即“举实”，例2说明了“名”的分类，即“达名”“类名”“私名”。从例1、例2中可以看出，当整句是在说明概念时，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会采用直译+（音译+汉字注释）（如例1）的方法;而当该术语表达字面意思时，则使用直译的方法（如例2）。例3中，“名”意为“给予名称”，译为“naming”，与“selecting”相对应，使用了动词词性。
对于不同古句中的“名”，方克涛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墨家思想对“名”与“辩”的关系有深刻的讨论。例1中，源语阐述了“辩”的基本领域，表达了相关概念内涵，“辩”的前提是“以名举实”，为了阐述此点，译者选用了增译和直译，在句子的开头使用增译表明原句的意义，对具体概念使用直译，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名”与“辩”的关系。
例2中，“名”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整句话运用了释译的方法，方便英文读者理解。例3中，原文通过举例表明“名”和“实”的关系，译文采用意译，使用了介词短语体现原句中所传达的辩证关系。
由“名”的翻译以及所在古句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到语境和术语概念内涵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选用最合适的方法。
4.3.2 实
在墨家学说中，“名”和“实”密不可分，“名”“实”具有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13]。“名”是认识事物的根本，而“实”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决定“名”，即取实予名。
范礼博还认为名实之差主要是对“实”的本身认识不清楚造成的[13]。从表5可以看出，针对“实”这个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个同义词，如stuff、things、objects、reality、events、situations，且不断变换形式，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如音译+汉字注释+（意译+解释）、意译等，给予“实”内涵多元的解释。如例1，“实”译为stuff （shí 實），和原句结构对应，各个术语译名形式也保持一致。
5 原因探究
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以归化策略为主，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辅以音译+汉字注释，翻译方法多样，不拘泥于规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5.1 文本类型
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达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效应，文本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使用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和信息[14]。《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科普世界哲学流派、事件、人物等，介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主题，属于信息型文本。该百科全书查找条目方便，对哲学主题的叙述条理清晰，侧重内容表达。此外，“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15]。方克涛所撰写的墨学部分作为“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在翻译墨学哲学术语及其所在古句时，注重信息内涵的传达，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一方面使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于术语进行拼音和汉字的加注，突出信息和客观性，忠实于源语，旨在将源语的含义准确表达出来。
5.2 翻译目的和读者类型
该百科全书编委会在“条目内容的指导原则”中写道：“《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作为权威的参考著作，适合哲学领域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对哲学话题权威讨论感兴趣的人使用。”[16]由此可见，该百科全书既需要提供权威的哲学资料，同时面向大众读者，还需要有科普性、趣味性、互动性，这对条目撰写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墨家思想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方克涛主要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根据源语的内涵与语境，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行为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考虑其语言接受习惯以及知识背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源语内容。
5.3 现有研究成果的影响
在方克涛撰写墨学部分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梳理墨家学说思想，形成了学术专著及论文，如胡适、冯友兰、陈荣捷、陈汉生等。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译著，而是围绕核心主题，翻译、阐释墨家核心术语和原文。方克涛参考了现有研究成果，例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在探讨墨家逻辑学的“知识”话题时，以解读术语含义为主，提供原文翻译作为支撑。方克涛对于墨学词条的撰写，同样以哲学内涵为主，原文翻译为辅，使用增译的方法，在句子开头表达源语的属性。在术语翻译上也有所借鉴，如胡适将“名”译为“name;names （predicables）;the predicate”，根据上下文语境使用直译或意译，且在文内加注，方译术语“名”参考了胡适的翻译，并在术语内涵上延伸了“words”这一含义。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会对译者翻译产生影响，且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会影响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在翻译处理方法上呈现多样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方克涛对于“知”“辩”“名”“实”“故”“法”等墨家核心术语较为关注，出现频次高且译名种类多，这些术语也是墨家认识论、逻辑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对于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克涛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且使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以意译和直译为主，伴有音译、汉字注释和同义词，根据术语内涵改变翻译方法，根据语境调整译文形式。可以看出，方克涛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要考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保留了原文的中国文化和思想风貌，其翻译主要受到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类型和前人著作的影响。
哲学典籍术语翻译需要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归化翻译;同时亦要以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拼音、汉字注释、插图、音视频）等辅助意译的传统翻译方法以进行部分異化处理，保留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特色，从而实现术语翻译的目标，促进墨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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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秀文（1972—），女，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辅助翻译、英语测试，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校级项目，出版专著《网络英语交互式学习研究》《外语交际测试理论与实践》，参编多本教材，在《外语界》《山东外语教学》《中国英语教学》《江苏社会科学》《外语学刊》等发表过多篇科研和教学论文。通信方式：xiaoyuwxw@126.com。
于晴（1998—），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方式：qing-yu@nuaa.edu.cn。
方言翻译器在线翻译范文第6篇
摘 要： 某些独立学院对大学英语中的翻译重视不够，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关注不够。本文借鉴错误分析法，通过实验对大学生汉英翻译中的错误规律进行分析，其结果对独立学院大英教学有很多启示。
关键词： 独立学院 非英语专业 汉英翻译错误规律 翻译教学
1.引言
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是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素质多样化需求的产物，鉴于社会对毕业生英语能力的认识多局限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于是大多数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仍然以应试四、六级为重要方向，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多注重词汇积累、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练习，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占分比例较小的翻译题目。实际上翻译能力和英语阅读写作能力紧密相连，学生从中可以巩固词汇用法、词语搭配、句型构造，从而可以提高英语综合能力，因此翻译教学在英语学习、教学中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当今社会翻译在对外合作交流及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日益明显，掌握这一能力会使独立学院学生在各行各业中更能施展才华。因此，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重视英语翻译教学。
那么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翻译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教师该如何入手提高他们的翻译能力呢？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给所执教班级布置了翻译实践作业，并参考英国应用语言学家Corder的错误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Corder认为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对了解和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了解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情况，发现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和还需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外语学习者是如何学习外语的，他们的学习步骤和策略是什么；错误分析对外语学习者本人也很有帮助，学习者通过分析自己所犯的错误，可以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根据Corder的错误分析理论，错误分析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收集分析材料；第二步，鉴别错误；第三步，对错误进行分类分组；第四步，解释错误产生的原因；第五步，改正错误。这一过程无论是作为教学中的学习环节，还是作为教师教学研究的环节，都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笔者将针对翻译作业中出现的问题，按照以上步骤进行整理研究，研究范围虽然小，但一沙见世界，希望能对独立学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有所启示。
2.实验设计
（1）实验目的：通过错误分析，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英语翻译中常犯的错误类型及其原因。
（2）实验对象：非英语专业本科某班大二学生29人，其中男生17人，女生12人。该班学生男女生成绩分布落差比较大，很能够代表独立学院两类大学生英语水平。
（3）实验过程：实验以翻译作业的形式进行，材料为10句汉译英句子，包含目前的热点话题、高频词汇和大学英语第四册部分常用词的用法。句子难度中等。
3.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方便起見，在收集错误例子的过程中主要是从technical errors（包括名词单复数、主谓不一致、时态误用、拼写错误、大小写错误等），expression errors（包括词性应用错误，词汇惯用法错误、搭配错误、用词错误等），textual errors（包括句子结构错误、条理不清等）这三个层面。
上表只选择三个错误层面出现数目较多的错误类型，不涵盖所有错误类型；另外一处错误可归纳为两种错误类型的，不重复统计，只选择典型错误进行归类，如technical errors包括的词性错用未重复计算在expression error之中。
上表大概可以反映独立学院学生汉英翻译中常见的错误类型，语法层面基本的错误还是难以避免，词汇量虽然有一些，但是对词汇的用法一知半解，对句子的构造模糊不清，反映了学生英语知识的薄弱点。从错误总数量和男女生错误数目的对比中，笔者发现男生所犯错误普遍较多，女生较少，男生的错误集中在句子语法层面，女生的错误则集中在词汇表达层面。原因也和该班男女生英语基础相关：女生拥有一定词汇量，具有初步的构词知识，掌握基本语法知识，有一定阅读翻译能力；男生则词汇量少，语法基础薄弱，构词造句能力差。
下文中笔者将从三个层面列举相应的例子对错误类型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3.1从technical errors层面来看。
主谓不一致：这里出错的原因一般为主语结构复杂，学生表达时不能正确分辨主语结构的核心词，直接就近保持一致。
“这些实验结果并非完全可以预知的。”
误译：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is not totally predictable.
名词单复数错误：如“各领域的兴趣”被翻译成“interests in various area”，既然是各领域那么area肯定是复数形式的。
时态误用和大小写错误：时态误用多是前后时态不一致，前面用了过去时态，后面习惯又回到了现在时态，如“Max thought his cancer is due to...”。
大小写错误主要是句子开头首字母没有大写，有很多学生还习惯于到处大写定冠词“the”的首字母“t”，这明显反映了学生的英语基础。还有一部分学生不知道缩略语要大写，将艾滋病写成“aids”。
3.2从expression errors层面来看。
单词惯用法错误：
“大学里讲座好处很多，比如它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误译：“...，such as it can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
出错原因是学生知道such as和for example都可以举例子，但是不了解such as后面一般不列举句子。
词性错用：
马克思将自己癌症的康复归因于自己坚定的信念。
误译：Marx thinks that his recovery of cancer due to his firm belief.”
不像汉语，英语中“due”是形容词，在应用时一定要加上be动词，学生出错原因应该是母语负迁移，忽略没有实义只有语法功能的be动词。
搭配错误：
“……培养他们对各领域的兴趣……”里面的“培养”被翻译为train，grow，raise，bring up等五花八门的词，但是英语熟练的人都能感到上述词在表达时浓重的中式意味。
词义重复：
“人类开发自然资源不应该以牺牲别的物种为代价。”
误译：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n’t be at the expense of sacrificing other species for the cost.
学生误译中显然是照着汉语意思和语序直译，生怕漏译，殊不知at the expense of本身都已经含有“牺牲”的意思了，不需要一再重复。
这一层面的错误是基础较好的学生，或者说样本中的女生犯错较多的地方，原因是基础好的学生掌握了相应的语法知识和单词数量，但是在具体应用时缺乏对单词的灵活运用，只认识单词的字典词条意思，不了解词性、具体语境中的意思，积极词汇及同义词汇缺少，用词单调，不知道对比单词的中英文差异。
3.3从textual errors层面来看。
主要是翻译句子时结构混乱，仅仅依赖中文句序，生搬硬套。
“世界现代化不断加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亚健康的威胁。”
误译：The world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people’s material life level rising，but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under sub-healthy threat.
当句子结构复杂时，基础不好的学生就容易搞不清句子的主干和分支，只好从头到尾字字逐译，但是汉语和英语句子结构差异很大，这样的结构只会使句子结构混乱，错误百出。
谓语缺乏：
“现在中国家庭中，爷爷奶奶在养孩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误译：Now in Chinese families，grandparent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aising the children.
上句中只有“playing”，显然缺乏谓语。学生翻译中漏掉谓语实际是还是时态、词性等基础语法词汇基础薄弱造成的。
谓语重复：
“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蔓延的。”
误译：Aids is began in the 1980s.
很多学生最初接触英语be动词是通过一些句型，如I am...He is...This is...，对照汉语，很多学生习惯上将is单纯地理解为“是”，尽管后来了解了is的功能，但是由于应用不熟练，仍然见到“是”即翻译为is。
句子层面的错误反映了学生不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句型结构的差异，对英语句型结构认识不足，翻译时仅仅依赖汉语思维。
4.实验对独立学院英语教学的启示
4.1对学生基础语法知识进行强化训练。
学生翻译作业中很多错误都与语法基础薄弱相关，如technical errors，structural errors。教师在翻译实践中可适当设置错误误区，让学生通过自我批改或者相互批改的方式，自我认识语法知识中的薄弱点，改正错误并最终达到防范错误的能力。教师也可以采取集中批注，在课堂上集中错误类型进行分析、归因，并针对错误类型，联系相关语法知识点，统一讲解，并布置作业强化训练，通过巩固基础来减少错误。
4.2培养学生词汇学习技巧，帮助他们树立语境意识。
英汉两种语言词汇浩如烟海，一词多义现象很多，大学英语教师在讲授单词时，不能只停留在单词字面意思上，要教会学生在翻译中，联系上下文体会词的语境义，了解词的搭配、感情色彩、适用场合，这样才能在应用中避免只求英汉字典意思对应，随便从同义词中抓一个就用。教师可鼓励学生通过阅读，写作提升对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善于利用字典、参考书和网络资源把握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培养对英语的语言直觉感。
4.3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
英语和汉语归属不同语系，英语是印欧语系，汉语则是汉藏语系。两种语言在音、形及句子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英语重形合，汉语句式则重意合，英语在组织信息方面表现为先陈述主要的、重要的信息，即句子结构以主谓结构为主，然后层层分支，句子中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连接词使用较多，从而在形合上呈层次性和有序性；汉语则与之相反，各部分关系松散，不拘泥于连接词，靠意义维系。学生在翻译中如果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常常会按照汉语结构逐步翻译。教师可在精读课文讲解时，有意识地进行语言分析，从句子各个成分翻译入手，引入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异分析，强化学生句子结构差异的认识，日积月累母语负迁移的现象可得到改善。
4.4适当传授基本翻译理论和技巧。
目前外研社《新编大学英语》课本已经将翻译作为每单元的学习环节，其中有简单翻译技巧的讲授和练习，但是由于大学英语课时有限，四、六级考试翻译所占比例较小等原因，这部分很少受到重视。其实，有意识地讲解基本翻译理论和技巧，比如直译、意译、增词法、减字法、转换、正反表达法、切分法等，结合每单元的精读课文中的实例，不仅有助于课文理解，而且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有促进作用。在实例分析讲解后，教师可通过从课外阅读材料中，网络上寻找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实例让学生进行翻译实践巩固练习，引导学生通过理解、表达、校核三个步骤学习英汉语特征，了解自己现有知识的薄弱环节，达到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5.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翻译作为英语综合能力的体现，虽然在各种考试中比例不大，但是其社会需求性很高，同时翻译能力提高对阅读写作能力也是相互促進的。目前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部分要求不高，重视不够。本文实验启示大学教师可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穿插翻译板块教学，可通过错误分析法有效了解学生的英语基础、学习情况，检查教学效果、制订合理教学计划，既补充巩固学生的基本语法知识，引导学生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句型结构方面的差异对比，又适当传授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实践练习，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使独立学院学生的英语能力达到的社会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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