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是一对重要的经济学术语。产业结构是社会生产大分工的必然产物之一，其变化和发展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向，而这种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必然反作用于产业结构，实现对产业结构的再次优化。本文通过对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辩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社会分工；GDP
一、前言
产业经济学中强调结构因素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其产业结构上的重大演变。基于产业经济学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制定经济政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产业结构变化可以推动经济总量持续稳定的增长，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对产业结构形成需求刺激，促使产业结构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上，适度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
1.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分析
产业作为社会生产大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变革而演变发展。恩格斯时代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的内涵不断扩展和外延，其内容不断被补充。目前产业的范畴包括了所有具有投入产出活动的部门在生产与流通领域的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其中包括物质生產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一切生产、流通和服务活动。我们所说的产业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单从质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反映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具体分布，揭示了产业主导部门不断更替的客观规律，以及内在结构效益等；二是广义产业结构理论，即从量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中各种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每一个产业内部各因素的比例，以此构成产业关联理论。
2.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研究与探讨
贝恩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认为研究产业结构应建立在同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通过对这些企业关系的研究来分析该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贝恩对产业结构研究提出了两个方向：一是要关注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研究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对产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二是要关注不同产业之间投入和产出的比例结构，重点分析这种比例结构的变化规律。罗斯托学者则主张从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产业结构，他也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层面的吸收转化能力上存在差异，造成不同产业增速的差异，进而改变产业结构；二是在某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国家发展。笔者认为，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可以从国民人均收入的视角与分工和技术视角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英国学界从基于国民人均收入的视角认为，收入从农业、制造业、商业依次递增，收入差距驱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流动，该研究对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形象准确的描述，但其未能深入分析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关系。美国学界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大量数据资料，从部门产值结构对人均国民收入和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考察。通过建立一般均衡的结构变化模型，对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主要变量进行考察，构建出GDP市场占有率模型，得到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国民人均收入增加而引发的劳动力比重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分工和技术视角，则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分工演化过程，即产业结构变化是产业分工演化的结果，他强调分工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而分工降低了企业成本，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程度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三、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
1.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相对较少，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对就业人口在产业结构分布中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民人均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级向第二、三产业进行转移。美国经济学界也认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查阅资料，笔者认为美国学界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划分较为科学：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前工业化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农业在该阶段占据统治地位，产品附加值大部分体现在农业上，因此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速缓慢；到了工业化阶段，主要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级，此时的经济中心开始从初级农业产品的生产专项制造行业，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后工业化阶段则呈现出各项生产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减少的情况，伴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资本比重也开始下降，这些都是该阶段的显著特征。
2.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较多，具体包括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国内及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劳动者生产技术熟练程度、消费者需求等。下面，从供给、需求、对外经济关系及制度和政策等四个方面对产业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
对于任何一个产业而言，供给都来源于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在生产中通过劳动力将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生产出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学界在对生产进行研究时，通常利用总生产函数这一数学分析工具，以技术水平、劳动力、资本投入作为变量因素，对总产量进行综合表达。研究表明，在自然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总产量往往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技术水平等。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内容，充足的劳动力能够直接促进产业发展，改良产业结构，而劳动力缺乏将会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本投入多，就会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提升。技术因素是对劳动力及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保障。
第二，需求因素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
整体上，需求因素包括个人消费、私人投资和政府需求。其中，个人消费的结构及总水平是由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支出总体水平和消费结构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投资是对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将会形成新的生产力，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在产业结构和市场份额中起到催化剂作用。政府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增长和人民收入的提高，这种需求反映在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细节中。
第三，对外经济关系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
国际投资与贸易对供给和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这说明对外经济关系也会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是突破区域资源限制的重要途径，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取得自身供给不足或不生产的产品，同时还有助于对外销售国内产品过大的产品。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对于促进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生产专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作用。
第四，制度和政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内进行的，因此就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符合必要的经济政策和規律。制度建设和政策的制定对经济发展的快慢和产业结构变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探讨
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因此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樊元、惠树鹏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具有显著的长期性特征。周英章、蒋振声运用协整检验模型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原因，产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第二，经济增长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明显的反作用。
国内研究者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该省经济增长对其省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辽宁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对经济增长进行响应和反馈，调整后的产业新结构又及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推动辽宁省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原因。
第三，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作用。
白孝忠通过定性分析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总结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和世纪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总量的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总量增长又会改变产业结构。结果显示，当经济总量增长较高时，产业结构转变速度也快；而产业结构变化频率高时，经济总量的增速也较大。
对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之间多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主要是因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指标不同，因此在结论上也会存在相应的不一致。通过对上述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对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总结：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同样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产业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市场对资源配置上不能够充分发挥主导调节作用，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上是政府决策调整的结果，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影响但不决定产业结构的变动。
五、结束语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使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尤其是在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升级，必然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结构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是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的有效措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一方面要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衡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各种关系；一方面还要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王俊豪.产业经济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刘志彪，安同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J].南京社会科学，2002（1）.
[3]朱慧明，韩玉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3（2）.
作者简介：何品帆（1973- ），男，四川南充，讲师，大学本科，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
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运用SCP分析框架对我国汽车产业大量数据进行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中度较低，规模效应不显著，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发展状况相对滞后，并提出优化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SCP 汽车产业 集中度
一、引言
SCP是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和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简称。本世纪初开始，我国汽车工业大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0年汽车产量为206.82万辆，2001年为234.15万辆，增长13.21%,2002～2003年，经历了“井喷式”增长，汽车产量分别为325.37万辆和444.35万辆，增长速度分别为38.96%和36.57%,2003年突然出现了车市的“寒冬”，汽车产量为507.05万辆，增长速度降到14.11%，2005年汽车产量为570.77万辆，增长速度为12.57%，车市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近几年来，2006～2008年，各年生产总量分别为727.97万辆、888.25万辆、934.51万辆，增长速度分别为27.54%、22.02%、5.21%，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3%和46.2%，产销率为98.94%，汽车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发展，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一）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产业集群有集中趋势
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0》统计，2009年，销量排名前十位的汽车生产企业依次为：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北汽，广汽，奇瑞，比亚迪，江淮和吉利，分别销售270.62万辆、194.46万辆、189.77万辆、186.99万辆、124.30万辆、63.68万辆、50.03万辆、44.84万辆、31.88万辆和32.91万辆（图一）。总销售量为1189.48万辆，占2009年总量的87.17%。由以上资料可计算得CR10=87.17%，CR8=82.43%，CR4=61.70%，CR3=47.99%。
中国汽车产业组织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是汽车产业集中度不高，而汽车工业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降低研发、制造、销售的成本。截至2010年，我国汽车行业生产企业3353家。1992～2009年集中度不断加强，下图显示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在2002年有一个大幅提高，其后一直维持在0.56～0.58。按照贝恩对产业垄断和竞争的分类研究，我国汽车产业目前属于中(上)集中寡占型。1992～2009年间，CR3、CR4、CR8上升分别超过10%、20%、30%，但集中度水平与世界汽车强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2009年为例，CR3为48.0%，CR4为61.7%，CR8为82.43%，而日本、美国、德国的CR3分别为72.3%、57.9%和57.3%，在产业集中度方面，我国处于低水平。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0》
（二）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
1.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是新企业进入特定市场时所遇到的包括经济、技术以及法律、行政等一切障碍的总和。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初期，政府为了保护弱势产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通过高关税及一系列非关税壁垒措施构建高度的进入壁垒。加入WTO以后，保守的政策已经不适合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所以政府采取逐步放开的政策，逐渐降低进入壁垒。
2.退出壁垒。退出壁垒主要是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沉没成本以及来自政府和法律的相关制度约束。由于汽车产业对其相关行业巨大的关联效应，各地方政府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驱动下，汽车企业的退出壁垒较高。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各省市纷纷对汽车企业加以有力扶持，从而降低了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极大地影响了汽车企业退出市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无竞争力企业弱而不死的现象。在中国，退出壁垒是过高的。
（三）规模经济
汽车产业的规模效益要求十分突出。一方面，从产业发展的纵向来看，如果以25万辆作为轿车工业的最低经济规模下限，2009年有11家汽车企业的产量超过25万辆，2008年仅为7家，2009年汽车工业D值(达到最低经济规模下限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比)为89.43%，2008年为75.49%，可以注意到，汽车产业骨干企业的规模经济性有所提高，成为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应注意到，绝大多数汽车企业全年汽车产量分别仅占全国总产量的10.57%和24.51%，即我国汽车产业总体规模较小且较分散，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按国际经验，汽车生产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为20万辆，达到30万辆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而我国2009年只有以下11家汽车生产企业产销量在30万辆以上，2008年只有7家企业，其他厂家规模都在低水平、甚至亏损状态下生产，更谈不上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从国际汽车产业发展横向来看，相对于世界汽车产业发达国家而言，产业整体呈现规模不经济。以2009年为例，德国轿车企业、轻型载货汽车企业、中型载货汽车企业D值分别为98.5%、99.5%和89.5%，整个汽车工业D值高达98.2%，而我国仅89.43%，整体上仍存在大量产能没有达到规模效益的车企。
注：2008年全國汽车总产量为9345101辆，资料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0》
三、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市场行为其根源在于市场结构，具体包括企业的价格行为、兼并重组行为等。
（一）价格行为
20世纪90年代我国全面放开了政府干预的定价策略，2000至2009年，各款式汽车都按每年10%左右的速度降价。2009年，国家出台取消燃油税、降低低排量汽车购置税、实施汽车下乡计划等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1.6L排量以下的汽车供给出现了明显不足。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规模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低价竞争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国产汽车的产品质量也会有所提高，新的价格体系方能真实反映市场信号。
（二）兼并重组行为
汽车行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型行业，按国际水平，一个汽车企业年产量20万辆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30万辆才具有竞争力，25万辆才不会有被兼并的危险。我国汽车企业绝大多数都没有达到年产量30万辆的经济规模，这必然导致成本加大，竞争力减弱。因此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降低成本由汽车行业特点决定，兼并尤其是横向兼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兼并重组作为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汽车产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全面进入，纷纷与国内车企建立合资经营，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进行了众多企业兼并重组活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汽车产业组织结构。2002年6月14日一汽集团重组天汽集团联合丰田；2002～2005年上汽集团先后收购双龙，并购青岛颐中，重组江苏仪征、柳州五菱、金杯通用；2004年10月30日，长安集团和江铃汽车合资江西江铃控股有限公司；2004年11月，北汽控股和戴克集团组建合资公司，同时北汽控股下属全资子公司北汽福田，计划收购戴克的客车项目——亚星奔驰汽车。2005年3月18日，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斥巨资3.52亿元收购郑州日产51%的股份；2007年12月的上汽集团与南汽的重组，2009年11月长安汽车与中航汽车的重组，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等都是汽车企业并购重组的重大案例。
四、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分析
（一）利润水平
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长期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汽车工业总产值连年增加。如下表所示。2001年以来，全行业盈利能力基本维持在4.26%～9.18%。但在产业内部，不同产品结构和规模的企业绩效水平差距较大，例如轿车的获利能力强于其他车型，发动机等高技术含量零部件获利能力强于其他零部件。2009年上汽、一汽、东风及广汽的利税贡献率在14.76%～18.17%之间，高于13.3%的行业同期水平，而同期行业内仍有大量亏损企业。虽然全行业企业亏损比例有连年降低趋势，但是截至2009年亏损比例仍高于14%。行业盲目新进入者由于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市场占有率等原因难以盈利，以及在竞争中本身就不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无盈利能力却又难以退出是亏损企业比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对应各年度《汽车工业年鉴》，经收集整理而得此表格。
2009年主要企业利税贡献率
行业经济效益水平继续提高，如下图所示，近年来，汽车行业累计工业总产值增长比率稳中提高，2010年，汽车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3172.88亿元，同比增长35.98%，增长额为11423.68亿元，产销率高于97%，产销衔接良好。中国汽车产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显著。
（二）规模效益
综观世界主要汽车强国、出口大国，基本都有大容量的国内市场做支撑；小国很难成为汽车强国和出口大国，因为汽车工业是个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年产销20万辆以下企业将很难立足市场，目前我国许多年产1万辆而达不到规模的生产企业没有倒闭，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保护。目前，我国汽车产业仍处于低效率、小规模生产阶段，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行业集中度，预计这种状况将有所改善。
（三）社会效益
汽车产业对消费拉动作用巨大。统计表明，汽车工业跟上游产业增加值的比例约为1∶1，对下游产业的拉动大概是1∶2.5，再算上汽车业本身，对整个国民经济有4.5倍的拉动作用。上下游产业和汽车产业加在一起，每年的产值超过4万亿人民币。汽车业对解决就业问题贡献大。整车上游的零部件产业、下游的汽车销售及售后、汽车金融服务业等带动就业岗位数量多。整车行业的每个就业岗位能带动零部件等附属行业的7.5个就业岗位。国外统计，社会上每6.5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从事汽车业相关工作。在我国，汽车工业直接和间接的就业人员大约分别有265萬人和3000万人。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推动作用。
五、我国汽车产业的政策建议
（一）加速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培养汽车龙头企业，提高竞争力
兼并重组对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的调整是一条非常有效、且极为合适的途径。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等形式进行强强联合，强弱兼并，既可以减少产业内企业数量，提高集中度，同时又能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影响的汽车企业集团和联合体。
（二）构筑合理的退出机制
政府要制定合理的退出机制，降低退出壁垒，切实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在竞争中面临破产的企业能够退出提供条件，减少资源浪费。
（三）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目前汽车产业整体利润不高，依靠“贴牌生产”的合资企业存在外资分享大部分利润的情况，留给国内企业后续发展的利益所剩无几。缺少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只能成为世界名牌的“加工车间”，永远不能有自己的发言权。我国汽车产业应逐步进入海外市场，扩大企业利润来源，提高企业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公仆,厦大慰,龚仰军.产业经济学教程:2008(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王荣,谭俊兰.SCP视角下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254.
[3]陈军,成金华,付宏.中国汽车产业:SCP范式的分析[J].现代商业,2004,(6):14-20.
[4]李邦勤.对中国汽车产业的SCP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0,(5):116.
[5]张大力.基于SCP范式的中国汽车产业组织结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7):29-34.
[6]金剑锋,郗永勤.基于SCP框架下的我国汽车产业组织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6,(8):54-56.
[7]卜晓莉.我国汽车产业组织SCP研究[J].经济论坛,2007,(3):79-80.
[8]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0(M).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0.
作者简介：殷琦（1987-），女，山东枣庄人，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的产业结构发展不仅影响到所在省、市及东北经济区的未来发展模式，更关系到新时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研究意义。通过分析现阶段产业结构的模式与特点，指出口岸经济与县域经济虽呈正相关，但关联度较差，三次产业非均衡发展比例不断提高，县域产业结构较单一，抗风险能力弱。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四项措施。
关键词：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产业结构；口岸经济；关联
内蒙古东部五盟市与东三省共同构成的新东北经济区伴随《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正式出台而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第四增长极”，而长达7 588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所辐射的县域占东北地区县域总数的18.5%，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发展背景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致使这些县域与东北地区传统的农、林、牧、工、矿典型县域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均存在一定的共性与个性差异，随着全球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的产业结构发展不仅影响到所在省、市及东北经济区的未来发展模式，更关系到新时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研究意义。
1.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经济发展背景
我国东北边境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仅有中苏之间的满洲里与绥芬河口岸、中朝之间的丹东与图们口岸及中蒙之间的二连浩特口岸承担着双边国家贸易任务,地方经贸往来甚少,经济水平落后。自1992年国务院批准东北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满洲里市4个主要口岸及相应的省会城市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后，截止2004年末,该地区已拥有国家一类口岸30个,分别与相邻的蒙古、俄罗斯、朝鲜等国家开展以货易货、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等经贸活动。目前，这些边境口岸有的已升级为地级市，如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辽宁省的丹东市，但多数仍以县域形式存在，由于地缘政治影响力长期大于地缘经济，目前是地理区位和宏观经济的“双边缘”区，均以边境贸易及其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2.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产业结构模式与特点
县域产业结构模式反映了县域内各产业间的组合配置方式及其技术经济联系。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县域经济的整体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由于区位与自然条件等的相似性，使其县域产业结构模式存在某些共性特征，但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使其产业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差异。总体特点体现为：
2.1 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轻型化口岸经济特色明显
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多是从为双边贸易提供服务的过货点、小型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因此以口岸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始终是其优势产业部门，县域经济增长也是始于第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利润与资金积累，同时伴随国家沿边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及双边政治、经济环境的好转，以第三产业带动的木材初加工、机电、塑料等小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快速增长，而作为地方基础产业的传统农牧业等第一产业则表现出发展速度缓慢，个别县域甚至呈下降趋势（表1）。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劳动力质量、分工协作不足和资本投入有限，高新技术设备、人才等引进困难，第三产业普遍存在分散经营，整合度低，对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力差，三次产业非均衡发展比例不断提高，县域产业结构较单一，抗风险能力弱。
2.2 第三产业中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吃、穿、住、行等传统口岸服务业占较大比例
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教育和保健服务等部门均停留在较低水平，创新性、特色性不足，部门结构层次提升缓慢，进而影响到口岸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
2.3 产业结构低级化，产业部门趋同化，产品缺乏特色性，比较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由于传统农牧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仍占据优势，产业结构普遍停留在以传统农产品加工及进口资源性产品初加工等低级产业上，生产集约化程度低，没有形成规模企业。以木材加工为例，边境口岸型县域中近1/2的县设有木材加工厂，由于近年俄罗斯出口木材政策的不断调整，进口原木数量逐年减少，使这些中、小型加工厂形成恶性竞争，降低了县域经济整体竞争力。此外，进出口产品中本地特色产品所占比例，技术含量和科技附加值均比较低，导致地缘优势、资源优势没有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
以绥芬河市为例，2003～2006年工业加工58个大项目中，与木业加工有关的项目有48个，占大项目比例高达82.8%，其中5 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占81%，规模以上企业只占19%，形成典型的分散布局，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导致产品档次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不长，缺乏整体竞争力。
总体上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的产业结构模式特点均表现为：第一产业滞后、第二产业脆弱、第三产业比例过重。第一产业所占份额，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份额都存在不断减少的趋势，同时出现与加工业、服务业加速融合、渗透过程。正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规范化管理的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同时表现为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长期占较大比例，近年随着一些县域特色农业出口基地的建设及小规模工业企业的停产，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有所升高，但由于农业产业化的进行，所容纳的劳动力人数有限，因此，大量剩余劳动力还将向二、三产业集中。
3.口岸经济与县域经济关联度分析
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经济发展整体体现口岸经济的特色，但目前普遍显示口岸经济的关联性与牵动性特征不明显，即口岸经济主导产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该类县域口岸经济表现出较高的比较优势度和较强的市场扩张能力，但口岸经济的关联性产业范畴较小，基本以边境贸易基础上的初级产品加工及传统服务业为主，由于相邻的朝鲜、蒙古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均为经济欠发达区域，加之边境屏蔽效应影响深远，边境贸易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一方面表现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单一性，即以我国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邻国的资源型产品为主；另一方面表现在长期的贸易逆差，即绝大多数边境口岸的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净出口额长年呈负数；第三方面表现在贸易方式的简单化，至今仍以传统边境小额贸易为主，没有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组织。边境贸易发展的滞后制约了口岸经济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影响到两者的关联度虽然呈正相关，但发展速度缓慢。
从（图1）分析可以看出，边境贸易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还要依赖于以农牧业发展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扶持与协助，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它们与以边境贸易为主的口岸经济主导产业之间的具体关联性体现在：
3.1 后向关联性
加工工业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促进县域产业链条的延伸，扩大各级、各类进出口加工区的规模、提升等级，并进一步加快进口资源性产品的落地深加工与出口轻工业产品本地化的速度，为边境贸易向一般贸易的顺利过渡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为口岸经济内容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前向联系性
由于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巩固了口岸经济主导产业的地位，同时也为县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反哺工业与农业此类弱势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
3.3 旁侧关联性
伴随边境贸易发展起来的口岸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口岸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支撑点，对市场繁荣、就业面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产业的形成和壮大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关联产业配套发展，以便充分发挥口岸优势在区域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与功效，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抗风险能力。
目前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产业关联效益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口岸经济，从县域内部产业关联效益来看，与口岸经济相关的产业发展创造了较大的市场、原材料及劳动力需求，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从跨地区产业关联带动效益来看，将东北边境口岸县域与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连接在一起，为其产品打开了广阔的东北亚市场；将其与内陆农牧业型县域连接起来，则促进了传统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其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打开了一条通道。但从发展现状分析,各类县域边境贸易的贡献度普遍偏小,对GDP和财政收入拉动不明显，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出口商品的本地化率低，边境贸易的前、后向关联产业开发不够，没有形成地方的特色产业链。另一方面是进口的“原”字号产品在本地落地深加工少，基本停留在初加工水平，企业数量虽然逐年增多，但规模普遍偏小，没有有效整合。因此，目前此类县域主导产业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早日实现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兼容，才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关联带动效益。
4.边境口岸型县域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措施
4.1 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环境，促进边境贸易发展
强调宏观与微观对接与对等，主动为开放服务强化对接性，是适应边境城镇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要求，适应双方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长远需要。首先应是宏观战略上的对接。沿海特区和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深圳与香港对接，珠海与澳门对接、厦门与台湾对接后的规划、建设与发展取得惹人瞩目的成绩。因此编制边境城镇规划，应首先考虑我方边境城镇和毗邻的对方城镇、区域的发展态势和战略，如绥芬河等边境城镇所面对的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确定了建立国际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大海参崴规划”，因此在编制绥芬河市总体规划时，应从地域综合协调的角度谋划绥芬河市的外向型经济建设与发展。其次是微观建设上的对接。如俄罗斯非常重视边境城镇的建设，黑龙江省黑河、抚远、饶河、虎林等市、镇对应的俄罗斯城镇在人口规模、城镇建设水平等方面均高于我方，从国家形象考虑，我方的边境规划建设水准也应与俄方边境城镇相一致，对提高边境城镇的国际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2 打破界线、突出特色，利用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构建新型边境口岸型县域合作体系，打造战略联盟
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与相邻国家资源结构、产业结构互补性的存在,使双边或多边贸易活动非常有利于区域共同发展。但在对外贸易中，各县域还应积极探索各自的比较优势，遵循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因地制宜,做好个性定位，形成集群式产业布局，加强沟通与协调，建立边境口岸县域经济协作体，加强同类县域经济的整合力度，共同构建东北边境贸易的大市场、大通道，形成新型沿边开放带，带动腹地经济发展。
4.3 拓展口岸经济的内容，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的协调、稳定及可持续发展，适度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县域经济抗风险能力
此类县域的共同特点是地处偏远，自然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重加工轻资源的价格体系，使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型产品“双向流失”严重，通过发展各类加工园区，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一方面可以促进这些地区加工业、服务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通过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的流动，增强县域对国内外的辐射能力，真正发挥“南开北联”的国际大通道作用，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
4.4 利用点——轴开发理论，借助发达的交通网，以边境口岸型县域为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点——轴发展结构中,据点与生长轴是相互依存的，区域发展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据点是有机体的生命基础，伴随其生长发展会出现不同的区域开发模式——据点开发、轴线开发、网络开发。根据东北地区现实交通条件，将边境口岸型县域培育为生长据点，沿交通线布局生长轴，未来再以线带面，通过边境口岸型县域带动内陆农牧业型县域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拓展口岸的辐射范围，最终与城市经济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发达的东北县域网络系统。
5.结语
近年，与我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朝鲜及蒙古的边境区域对我国外贸的依存度不断增大，加之为适应WTO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东北毗邻各国都在为加强边界中介效应而努力，对发展边境贸易的观念由消极等待向积极争取转变，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为东北边境口岸型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随着我们国家“兴边富民”政策的落实和东北振兴规划的进一步展开，更为这类县域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围绕口岸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整合资源优势将促进区域产业不断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东北县域经济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李铁立.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4］于国政,崔军.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刘剑英,陈志强,陈文斌.县域经济发展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6］王盛章,越桂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7］王占国.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王士君,陈才.论中国东北地缘关系及因应对策［J］.人文地理,2003，18（6）：16-19.
［9］王艳,沈鹏远.边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经济研究导刊［J］.2006，(3):78-81.
［10］聂华林，高新才.区域发展战略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
［11］［EB/OL］.www.manzhouli.net.cn.
［12］［EB/OL］.www.mudanjiang.gov.cn.
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论文基于2010—2016年中国912个非贫困县和477个贫困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金融服务及二者联动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财政金融服务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该作用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大;因为当前县域财政金融服务不协调，所以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财政服务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在贫困县更大，金融服务的作用效应在非贫困县更大;贫困县财政服务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大于金融服务，非贫困县金融服务的作用效应大于财政服务。因此，在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既要加强财政金融服务强度以及二者的协调配合，又要制定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服务政策以充分发挥二者的区域比较优势。
关键词：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产业结构升级;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异质性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10.007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县域是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重要中心环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难点问题——“三农”问题的集中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中国增长之谜”的主要原因在于县域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县域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仅为5.64万亿元，2010年县域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国民经济总量的50%，2012年县域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之比为51.91%，到2016年该比例已超过64%，县域经济在2003—2016年间年均增长率超过16%，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速。中国县域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升级所释放的结构红利[1]。在县域资源要素总量有限和县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后劲不足的约束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县域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为主导，推动传统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升级[2-3]。无论是以农村工业化推动还是以城镇化推动，政府引导和市场作用都是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财政支出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金融服务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因此，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县级政府在财政支持和县级金融机构在信贷决策的过程中均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可以将有限的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益高、市场带动力强的产业，从而带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然而，现有文献关于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可谓乏善可陈。那么，县域财政金融服务是否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财政金融服务是否能够协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试图利用中国县域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来验证和分析以上几个问题，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补充。目前关于财政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李子伦和马君总结和比较了典型国家财政支出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据此给出了中国的启示[4]。安苑和王珺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地方财政行为波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5]。杨晓锋实证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在即期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显现出弱阻碍作用[6]。严成樑等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均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刘兰娟等、董万好和刘兰娟、贾敬全和殷李松分别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总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总支出都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8-10]。安苑和宋凌云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作用效益受制度和市场化水平的约束而呈现出异质性[11]。褚德银和建克成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尤其是所得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财政支出总量、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负效应[12]。
二是关于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一些学者发现金融集聚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3-16]，王立国和赵婉妤发现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17]，李媛媛等发现金融创新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8]，王定祥等发现银行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显著促进作用[19]。鲁钊阳和李树发现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两种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20]。吾尔格勒、菲斯曼和勒夫的研究均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效应[21-22]。与上述研究结论存在不同的是，宾赫等、陶爱萍和徐君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推动产业結构优化存在门槛效应[23-24]。三是关于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差异。拉杨和英格拉斯，郭晔和赖章福发现虽然财政政策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效应不明显[25-26]。郭琪和鲁钊阳发现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要大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对金融政策的影响具有干预作用，而且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金融职能的财政化趋势[27-28]。何恩良和刘文研究发现金融资本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地方政府在受到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干预行为，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9]。当然，上述结论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地区并非如此，反而存在金融创新政策比财政投资政策更有优势的情况[30]。尚晓贺和陶江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和银行信贷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1]。
由此可见，对于县域地区而言，财政政策除了财政支出以外，税收政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府可以根据区域特色灵活使用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产量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比如：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相关产业链上所有企业的产量都会做出相应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变动直接影响市场均衡价格，最终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县域政府可以通过对要素市场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间实施动态化的科学合理配置，通过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同县域地区的财政实力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在财政支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推动税收优惠的领域和力度必然不同，对多数地区而言，迫切需要充分调动金融资金，进而与有限的财政资金协同配合才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本文与现有文献相比，其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2010—2016年中国1 389个县域（包括县、区、县级市、旗、少数民族自治县）的面板数据，对财政金融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同时将贫困县①（477个）与非贫困县（912个）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第二，本文除了单独考察财政金融服务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外，同时考察了财政金融联动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三，本文采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工具变量回归模型（QRPIV）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区域异质性，以弥补均值回归无法反映整个条件分布全貌等缺陷。
二、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要进一步对财政金融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必然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其次必须选择合适的变量以反映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选择
参考钱纳里提出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结构”产业变动模型：
其中，IS、Y、N和N2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和人口总数的平方，T和X则分别表示时间趋势变量、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为了实证研究财政金融支出及其财政金融联动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对钱纳里标准模型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办法为：一是在实证模型中加入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以及财政金融服务的交叉项，以便同时研究财政金融服务及其两者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二是在实证模型中加入投资水平、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等几个主要控制变量。从理论上讲，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众多，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选择投资水平、信息化水平两个变量;三是借鉴李逄春的方法[31]，在实证模型中不考虑时间虚拟变量和人口变化的影响。四是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发展过程，同时为了克服模型内生性问题和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问题，本文拟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半对数化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
其中，IS表示产业结构升级，ISit-1表示第i个县域地区第t-1年产业结构升级;CZ表示县域财政支出;JR表示县域金融机构贷支出;CZJR表示县域财政支出和金融服务的交叉项，用于衡量二者的联动效应;Y、TZ和TX分别表示縣域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信息化水平;α、β分别为解释变量的系数，i表示第i个县域地区，t表示第t年;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市截面的个体差异，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本文进行实证的样本是典型的短面板数据，所以采用SYS-GMM方法来估计模型是比较合适的。但SYS-GMM估计方法无法很好地满足异质性研究要求，所以本文进一步借鉴盖尔尧[33]、切尔诺茹科夫和汉森[34-35]的方法，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转化为如下的条件分位数回归方程，并采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工具变量回归（QRPIV）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产业结构升级（IS），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的指标包括“第三产业人均产值/（第一产业人均产值+第二产业人均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GDP”等等。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服务化特征和服务业的高增长率，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拟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之和的比例来衡量县域产业结构升级，计算公式为：IS=Y3/（Y2+Y1），Y1、Y2、Y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IS的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越快。财政服务（CZ）采用各县域地区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替代指标，该指标越大表示财政服务强度越大。金融服务（JR）采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来衡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金融服务强度越大。人均GDP（Y）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与户籍人口相除计算得到并取对数处理。投资水平（TZ）采用各县域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存量进行替代并取对数处理，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实，折旧率取9.6%。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信息化水平（TX）采用各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近似替代并取对数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县域数据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0—2016年。由于不少县域地区的数据公布不完整，最终只能获得1 389个样本（68个区，286个县级市，998个县，37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或旗）。所有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7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本文所选择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要充分揭示县域财政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异质性，需要完善的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过程主要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基于全样本的总效应分析，二是基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三是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全样本的总效应分析
根据前面所设定的计量模型和指标选择，本文首先采用SYS-GMM和DIF-GMM估计方法进行普通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以便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在分位数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选择QR10、QR25、QR50、QR75、QR90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分别对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低水平组、中低水平组、中等水平组、中高水平组与最高水平组，从而更好地发现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果升级影响的大小和方向。
表2显示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3列分别为SYS-GMM和DIF-GMM的估计结果，第4—8列为动态面板分位数工具变量回归结果。SYS-GMM和DIF-GMM模型的AR（2）均在10%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检验结果显示DIF-GMM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要差于SYS-GMM的结果，限于篇幅，AR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未列出，本文也主要解释QRPIV估计结果。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项（ISt-1）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前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后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现实情况也是吻合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长期动态调整过程，后期的调整升级都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的，前期的产业结构水平越高，后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越快。不管是财政服务还是金融服务，其系数在所有的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而且随着条件分布由低到高变动，两者的回归系数都呈现出逐渐增大的变化态势，这说明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且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强度越大，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越快。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也意味着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仍处于“单干”阶段，尚未形成合力，没有实现“1+1>2”的效果。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如果要进一步加快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简单地增加财政支出和提升金融机构贷款水平是不够的，同时需要加强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配合程度，防止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出现干扰或冲突情况。比较财政金融服务的系数大小还可以发现，财政服务的系数大于金融服务的系数，这与鲁钊阳的实证结果[28]相似，他发现民族地区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要大于金融政策。这一结果说明财政服务的影响作用相对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县域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高，县域产业发展对财政资金引导和支持的依赖更大。
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人均GDP的系数在所有分位点显著为负，投资水平（TZ）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点的表现差异较大。信息化水平（TX）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条件分布从低到高的变化，其系数变动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本文采用固定电话用户数来衡量信息化水平，但现在手机普及率太高，而固定电话的使用变化情况不大。
（二）基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察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按照国务院扶贫办所公布的贫困县名单将全样本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个子样本，其中贫困县477个，非贫困县912个。仍采用SYS-GMM、DIF-GMM和QRPIV方法对两个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项（ISt-1）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所有回归结果中全部显著为正，这与前面有关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高確实对上一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很强的依赖性。对于贫困县而言，财政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QR10和QR25两个分位点处为正不显著，在另外三个分位点处全部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第一部分全样本的结果基本一致;而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所有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正。财政金融服务的回归系数在非贫困县样本当中却均显著为正。无论是贫困县还是非贫困县，财政金融服务的回归系数都是在分位点逐步上升的同时逐渐增大，这说明财政金融服务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该促进作用会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
结合表3和表4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贫困县财政服务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非贫困县，而金融服务则刚好相反，非贫困县金融服务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明显大于贫困县;贫困县财政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明显大于金融服务的回归系数，非贫困县财政服务的回归系数在低条件分布下大于金融服务，在高条件分布下小于金融服务。出现以上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发展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更大，从而导致财政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在贫困县地区更大;二是在非贫困县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市场作用机制更完善，金融更容易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影响产业结构。
贫困县中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回归系数在QR10和QR25两个分位点处显著为正;非贫困县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系数在0.1、0.25、0.5分位点上为正，但不显著，在0.75和0.9分位点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县域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和县域地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贫困县地区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在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时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时的作用不显著，非贫困县地区刚好相反，在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时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时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县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非贫困县地区，当县域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即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和低端制造业时，产业发展对财政专项资金和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性较大，所以贫困县地区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作用效应比较明显;当县域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即服务产业快速发展时，产业发展对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依赖性比较大，所以非贫困县财政金融服务联动的促进效应比较明显。
控制变量中，人均GDP（Y）的系数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所有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人均GDP（Y）的平方项的系数与投资水平（TZ）的回归系数一样，在贫困县组和非贫困县组全部显著为正。此外，比较投资水平回归系数在贫困县组与非贫困县组的大小可以发现，每个分位点下贫困县的回归系数均大于非贫困县组。这说明县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贫困县地区更大。信息化水平（TX）的回归系数在贫困县组全部不显著，而在非贫困县全部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化水平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从3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取替换核心变量的方式，在稳健性建议过程中，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GDP”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采用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来衡量财政服务，采用县域地区存贷比来衡量金融服务。二是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将各个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用以替代原解释变量，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三是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区域差异，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东部县域的虚拟变量，东部县域赋值为1，非东部县域赋值为0。限于篇幅，本文省去稳健性检验结果，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工具变量回归方法（QRPIV）首先检验了财政金融服务及二者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其次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进行了划分以考察两者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均有助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该作用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大。但是，财政服务和金融服务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财政服务对贫困县的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作用更大，而金融服务在非贫困县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更大;贫困县的财政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金融服务，非贫困县的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大于财政服务。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对贫困县而言，如果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其财政金融服务联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时不显著，而非贫困县地区的刚好相反。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县域财政金融服务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而且二者尚未形成合力，没有实现“1+1>2”的效果。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既要制定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服务政策，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服务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又要加强财政金融服务的协调配合以防止出现两种服务作用的重叠、干扰和冲突现象，从而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服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振华.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4.
[2] 黄祖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升级的若干看法[C].北京论坛（2009）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2009：221-226.
[3] 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J]. 中国工业经济，2012（10）：32-44.
[4] 李子伦，马君.财政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J]. 财政研究，2014（6）：78-80.
[5] 安苑，王珺.财政行为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2（9）：19-35+187.
[6] 杨晓锋.地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关联研究——基于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 财贸研究，2016（2）：112-119+136.
[7] 严成樑，吴应军，杨龙见.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变迁[J].经济科学，2016（1）：5-16.
[8] 刘兰娟，董万好，徐鑫.财政科技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城镇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的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4）：73-80.
[9] 董万好，刘兰娟.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CGE模拟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2（2）：41-52.
[10] 賈敬全，殷李松.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J]. 财经研究，2015（9）：18-28.
[11] 安苑，宋凌云.财政结构性调整如何影响产业结构？[J]. 财经研究，2016（2）：108-120.
[12] 褚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14（2）：80-91.
[13] 孙晶，李涵硕.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12（3）：80-86.
[14] 邓向荣，刘文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实证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13（10）：5-12+20.
[15] 杨义武，方大春.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变迁——来自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经验研究[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3（6）：55-65.
[16] 施卫东，高雅.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3）：73-81.
[17] 王立国，赵婉妤.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5（1）：22-29.
[18] 李媛媛，金浩，张玉苗.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15（3）：140-147.
[19] 王定祥，李伶俐，吴代红.金融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38-53+190.
[20] 鲁钊阳，李树.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财经研究，2015（9）： 53-64.
[21] 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1： 187-214.
[22] FISMAN R.， LOVE I. Trade credit， financial intermedia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growth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3， 1： 353-374.
[23] BINH K B， PARK S Y， SHIN 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A direct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R]. KMFA working paper， 2005.
[24] 陶爱萍，徐君超.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 经济经纬，2016（2）：84-89.
[25] RAJAN R G.， ZINGALES L. Financial system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owth [C]. Symposium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wedish financial industry organized by the bank of Sweden tercentenary foundation， 2001.
[26] 郭晔，赖章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比较[J]. 经济学家，2010（5）：67-74.
[27] 郭琪.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策效应：财政诱导与金融跟进[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6）：40-49.
[28] 鲁钊阳.财政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 贵州民族研究，2012（6）：110-114.
[29] 何恩良，刘文.金融资本、地方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2011（5）：37-40.
[30] SUN Z.， LI X.， XIE Y. A Comparison of innovative financing and general fisc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second-class highways： perspectives for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inancing strategy[J]. Transport policy， 2014， 35： 193-201.
[31] 尚曉贺，陶江.财政科技支出、银行信贷与产业结构转型[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12）：99-110.
[32] 李逄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6）：124-134.
[33] GALYAO A F. Quantile regression for dynamic panel data with fixed effect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1， 1： 142-157.
[34] CHERNOZHUKOV V， HANSEN C. Instrumental quantile regression inference for structural and treatment effects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6， 132： 491-525.
[35] CHERNOZHUKOV V， HANSEN C. 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 A robust inference approach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8， 142： 379-398.
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工作，把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的体制机制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大事来抓。对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类矛盾纠纷的特点，用大调解促进大和谐、推动大发展。全面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有力地维护了藏区、地震灾区和全省社会稳定。青海省根据自身实际，在创新的前提下，在大调解工作机制实践探索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内外有益经验，完善和推进符合青海省实际的大调解体制机制，促进青海省和谐社会建设。
一、青海省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特点和原因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多来，青海省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省份，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同时，各项社会建设有序展开，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是青海财政收入增长最快、财政实力显著增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提升的十年。全省财力总量由58亿元预计增加到580亿元，增长9倍。然而，这十多年也是社会矛盾凸显的十多年。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我省社会矛盾在近十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矛盾纠纷表现为突发性、隐蔽性和反复性，同时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我省在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整个社会心态深刻变化中，使社会矛盾纠纷的触发点增多，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纠纷尤为突出。随着青海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经济组织参与其中，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因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的仅限于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基层行政村(居)、公民与企事业单位、公民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公民个人，而且还包括了众多的经济个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了多元化。同时，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已不再简单化。从而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第二、当事人寻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形成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纠纷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当事人往往采取一些过激甚至违法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农村牧区，由于一些基层行政组织不依法办事而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草山承包、农民负担、不当集资收费等纠纷，众多农牧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企业改制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企地纠纷中，因利益冲突，厂矿企业与驻地周围有关群众成了纠纷当事人；在金融兑付、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根据青海省民政厅的介绍，近年来，随着军队安置政策的改革调整，引起部分复转干部的攀比心理和群体上访事件：因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三、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多样化和总量扩大化。一方面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草山承包、农牧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金融风险、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房屋拆迁和退役、复转干部的集体上访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在基层农村和城镇两大区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农牧民为主体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城乡、内外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类矛盾纠纷的总量呈上升趋势，涉及到的当事人大量增多。自1990年以来，青海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的纠纷总数不断增长，人民法院立案审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也在增长，根据青海省高院的统计，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案件连续三年以2％的速度递增。
青海省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以上特点，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新时期，青海省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我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我省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农牧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第二，某些人谋取经济利益意识过于强大。改革开放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解放思想的契机，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以很大冲击和震撼，使他们在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青海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例外。尤其是为了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大开发的二十字目标，我省各级领导全力以赴抓经济，全省人民奔小康，特别是以土地承包、草场承包为重点的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和以企业改制为重点的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使得单位和个人将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导致出现了一系列违法乱纪情况出现。
第三，干群矛盾日益显化。存在着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的基层党政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特别在计划生育、征收公粮、“三提五统”和集资收费等方面，有些干部态度强硬，作风蛮横。此外，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金融风险、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二、借鉴域内外解决纠纷的经验，青海大调解机制框架基本确立
多年来，域外蓬勃发展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成为时代潮流，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从国内看，江苏南通、浙江诸暨、河北省等地开展的大调解实践比较有代表性。针对原有人民调解机制程序、范围、成员素质等进行改革完善，总体上呈现出传承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的优势，另外也超越原有人民调解机制的内涵，在适用性质、范围、程序等方面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包括体现国家政策导向性的同时，体现了党委牵头，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特点：有些调解模式趋于专业化、职业化和社会化，保留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也提高了利用地方资源的能力，增强了调解的权威性；纠纷类型的变化，出现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纠纷解决模式。近些年来，青海省结合自己的实际，也进行着“警民联调”、“一揽子”调解、“三位一体”、“法院委托调解”等比较典型、影响较大的工作模式，大体上可反映出青海省在各种调解方式衔接与联动上的探索。我省各级司法局和本地区的公安部门联合开展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衔接与合作，同时出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以及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的王作模式，例如2009年6月海南州同德县政法委牵头，组成联合调解小组，联合调解解决了一起双方无证驾驶摩托车相撞后，交警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产生的既有民事纠纷又牵扯行政纠纷的案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2010年7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总要求，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处格局，及时化解因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事故处理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省法院、司法厅、公安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处理中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意见》，对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0年6月青海省高级法院、青海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事纠纷的若干意见》，从而形成了青海省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非诉讼解决的联动与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该《意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并经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省司法厅同意联合会签的。该《意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适用范围、调解组织、委托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受理费减免、协调保障机制、实施日期”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的10类民事纠纷。为规范民事纠纷委托调解工作，保障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合法、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标志青海省大调解机制的工作框架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三、完善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对策
第一、应该建立纠纷调处中心，同时各州地市建立调处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划拨业务经费，保障工作运转。目前青海省各地市区、街道、社区、乡、镇、村都设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协调机构，已形成了上下联动的王作系统，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相应地在区、街道、社区、乡、镇、村设立纠纷调处中心，调处中心的工作由同级政府领导。州地市政法委设立的民事纠纷调处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相关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王作，并负责对各级调处中心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以促进在全省形成民事纠纷调解的工作网络。在司法行政部门要设立相应的民事纠纷调处工作指导部门，负责行政调解与其他调解方式的衔接和配合。
在县级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可由综治委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大调解领导小组不能有其名无其实，要尽快进入角色，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工作。在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对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轻微治安案件和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伤害案件，实现警民联调，优势互补，开展便民服务。法院以各派出法庭为主体，形成以“巡回法庭”为平台的联调联系制度，由有关单位人员组成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进行调处。司法所要承担起掌握辖区社情民怨线索的职责，在仔细甄别认真处理各类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的基础上，做好自身不能化解矛盾纠纷的分流。
同时应将大调解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划拨到位，不能随意克扣，保证业务开展能够正常运转，特别是纸、笔、墨、燃油等起码的办公经费必须解决，王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应纳入基层政府统一解决，千方百计改善办公条件，优化工作环境，保障工作运转。
第二、建立科学分流制度，实现三调对接。首先，建立诉前告知调解制度。凡起诉到法院来的案件，在立案之前向其发放《诉前人民调解告知书》，告知其可以先进行人民调解，如果属于行政纠纷可申请行政调解，特别告知申请调解的好处，分析其中的利弊，使其接受调解。之后将案件分流到相关调解组织。其次，各地建立诉中委托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对有可能调解的案件，法院主动跟相关调解组织联系，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也可在调解组织的参与下共同调解，提高调解成功率。确实将2010年6月省高级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事纠纷的若干意见》落到实处。最后，建立判后参与解释制度。人民法院在送达判决书的时候或者在送达之后邀请有关调解组织进行判后答疑，解释相关的法律问题，使当事人能够服判息诉，同时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第三、完善大调解运行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和定期沟通制度、联合排查和联合调解制度、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制度。各州地市、县、区、乡镇、街道由各级综治办牵头，定期召开由成员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对涉及范围广、影响大、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和民商事案件，要及时同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解决意见。同时，既要由各级综治办牵头，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横向联合排调活动，也要积极做好系统纵向的排调工作，形成排调合力，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法院和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人员要加强对民事纠纷调处中心调解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帮助调解员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能力。各基层法院应成立民事纠纷调解工作指导小组，建立调解指导员制度。各高校的相关专业的人员也应该定期到调处中心指导和参与调查中心的调解工作。指导小组与街道、乡、镇调处中心建立指导网络，定点挂钩，落实到人，负责与调处中心的工作协调及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注意选派业务能力强、司法水平高的审判人员参与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调解人员主动要求法院旁听的，法院指导小组要给予支持。对法院审理的对调处中心调解工作有指导作用的案件，要主动建议调处中心人员派调解人员旁听审理；在巡回审理时，可以邀请当地调处中心人员旁听案件审理，协助调解。同时要建立法院审判与调处中心调解之间的信息沟通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交流相关信息，总结协作经验，超前制定工作方案。指导小组要开通咨询热线，面向本辖区的调处中心和民调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确保法院审判工作与调处中心调解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诉讼外调解和法院审判各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干。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J]，求是，2007，(3)：7
[2]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出版社2000：20
[3]章武生DR与我国大调解的产生和发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6
[4]许红霞，民事调解制度的嬗变一一以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中心[J]，云南大学学报,2008，(4)
[5]江伟，廖永安，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J]法学，2003，(2)
[6]张卫平，人民调解：完善和发展的路径[J]，法学，2002，(12)
[7]余妙宏，浅析和谐社会及替代性解决机制在我国的重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6)
[8]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务实[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9]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法律出版社2000
[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阳慧玲，人民调解协议确定之社会学视角，湘潭大学学报，2005，(5)
第三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正是基于对新形势的充分预判和深度思考，拥有100多年悠久历史的长安汽车积极顺应时代变革，锻造全新竞争力。
“无论是从历史机遇还是从企业责任的角度来看，都一定要不断追随社会进步的方向，在不确定的大变局中确立汽车企业新的竞争能力。”2021主流汽车国际论坛上，长安汽车总裁王俊围绕“相信确定性”这一主题，分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长安汽车的思考和行动。
王俊认为，眼下汽车行业所面临的变革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产业架构和商业模式。
一百多年的汽车工业基本上是基于机械化的底层逻辑在建构，主要技术要素没有大的改变。但如今，不管是CAN、LAN还是以太网等通讯技术，市场上出现的所有通讯方式都已经出现在汽车上，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已经进场。过去提到汽车，谈得最多的是功能配置，比如百公里加速，振动噪声水平等。但眼下，续航里程、算力等方面的话题已经老生常谈，具象化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王俊举了个例子：“就像手机市场——2010年以前主要关注按键、翻盖、通话质量等，后面逐渐开始谈触屏、應用商店。苹果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有按键肯定不行。但实际上，2011年苹果出了第一代手机，第二年就席卷传统手机市场。”这说明，如果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进入一个产业，必将会引起物理形态的极大改变，进而引起实质性的架构和商业模式的改变。
其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级的“新汽车”品牌。
一方面，汽车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融合，新汽车产业演进成为最有活力的新科技产业是确定性选项。另一方面，中国提出“2060碳中和”发展目标，将迎接低碳发展新机遇，倒逼中国能源转型，优化中国汽车产业结构，促使汽车产业在新能源领域加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王俊认为，全球性的产业变革和国家层面的政策驱动，形成了汽车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需要发挥战略推动作用。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汽车”市场和技术创新高地，也一定会诞生全新的世界级的“新汽车”品牌。
其三，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全面重构将赋予“新汽车”更高价值。
在供给侧、供应链和技术要素整合的趋势下，全球资源配置发生很大变化，随时面临源生技术供给、资本以及知识、人才的断流，汽车企业必须加快构建新的技术、品牌、制造能力，以期能够在未来真正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在需求侧，随着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传统汽车从2018年已进入存量阶段，年轻消费群体、新能源消费、增换购成为市场新的增长点。
王俊判断，在供、需两端的相互促进下，汽车厂商给用户带来的价值已经不再简单是从A点到B点的工具，而是基于“新汽车”所提供的可持续的、基于场景的服务。汽车厂商将产品交给消费者不再是价值转移的终点，而是双方价值新创造的开始。要想在这个历史阶段或者基于未来预想的状态下前进，必须有能力适应不断的变化。
“正是基于对新形势的充分预判和深度思考，拥有100多年悠久历史的长安汽车积极顺应时代变革，锻造全新竞争力。”王俊介绍，长安汽车于2017年底启动了“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宣布坚定拥抱新的变革，从传统汽车企业全面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并在随后发布了新能源“香格里拉计划”和智能化“北斗天枢计划”，加快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整合全球优质产业资源，直面未来竞争。
过去十年，长安汽车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发工作中，顺利建立起了“六国九地”研发布局、掌握了三大领域200多项智能化技术，以及384项新能源核心技术，实现了车载微信、IACC、APA6.0等多项最新技术的量产首发并搭载一系列车型上市。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如果说过去我们可能有点焦虑、有点不知所措，甚至有点慌张。但随着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的转型进入深度变革期，以及一系列硕果的快速落地，长安汽车已经变得更加笃定、更有信心。”王俊表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后，王俊建议，行业各方应深化多领域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齐心协力提升中国汽车产业的从业、政策、舆情和消费环境，共同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有更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