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精选12篇）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第1篇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的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并且保障农民收入。中国的农业补贴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 但实际上当时的农业还处于负保护的状态,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这种状态才逐步缓解, 中央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 农业成为任何时期都必须重视的产业。自从2004年起, 中央每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表示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农业补贴体系仍然不健全, 相比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农业补贴种类、相关法律法规还是总量绩效方面都有待提高。
目前, 我国还没有对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进行系统的规定, 现行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主要是体现在各单行法规中。例如:《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动物防疫法》、《草原法》和《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单行法规对多种农产品补贴都做了规定, 但并未形成体系, 也不全面。因此, 中国必须加大对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的研究力度, 让农业补贴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 农业补贴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它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关系到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二、其他各国农业补贴现状及绩效
各国为维护本国农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或多或少都会采取农业补贴政策, 从而达到保护本国农业的目的。但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一样, 补贴程度也会随之变化。本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开发的农业支持水平测算方法, 运用农业支持总量 (TSE) 及其占GDP的比例 (%TSE) 、生产者支持估计值 (PSE) 及其占农场总收入的比率 (%PSE) 、消费者支持估计值 (CSE) 和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GSSE) 等指标衡量各国的农业补贴水平及农业支持结构。
以美国为例, 其政策类型有多种:一是直接补贴。直接补贴作为农业补贴最重要、最直接的政策工具, 一直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等采取的主要手段。直接补贴中最基本的手段是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差额补贴, 在中国是最低收购价。直接补贴的对象是美国主要的粮食品种, 如小麦、玉米、棉花和花生等农产品。当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基于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基础上制定的预计价格时, 政府对农场主给予差价补贴。直接补贴中, 还包括灾害补贴、休耕补贴、储藏补贴、土地转产的实物补贴和乳品转产补贴等;二是投入品补贴。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 虽然农产品价格也得到提升, 但远远赶不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速度, 包括饲料、薄膜等生产资料受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价格上涨较快, 为保持农业竞争力, 有必要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按照WTO规定, 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属于黄箱政策, 扭曲了农产品的价格。但是一直以来, 美国每年都提供巨额投入品补贴。这些补贴包括农场储藏设施补贴、农场贷款补贴、作物保险补贴、燃料费补贴、紧急饲料免税和放牧费补贴等;三是市场价格支持。这个支持主要包括不归还贷款收益和液体牛奶补贴等;四是研发和资源型补贴;五是出口补贴。除以上补贴外, 美国还采取过运输补贴、检查补贴、税收补贴和州立项目支持等政策措施。
其他国家, 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 欧洲的挪威等, 农业补助力度都比较大, 但反过来对本国以及国际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一定的扭曲效应。相比于中国, 日本、挪威等国的%PSE值均远大于中国, 表明其政府对农业的高度补贴, 农民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补贴。美国以及欧盟成员国平均值和中国差距并不是很大, 尤其是2000年以后, 中国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农民收入得到相应提高。
生产者名义保护指数, 该指数以1为平衡值, 指数越大, 表示该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也就越大, 农产品价格相比于国际市场要高出许多。依据资料可知, 冰岛、日本、挪威三国NPC值较高, 国内农产品价格畸高, 消费者利益受到一定损害, 但农业从业人员却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其他国家如OECD成员国、美国、欧盟国家保护指数比较均衡, 国内农产品市场扭曲不大, 对农业的政策支持绩效也较高。
三、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在WTO框架下, 各成员国在《农业协定》的约束下实行国内农业补贴以及资助。《农业协定》主要内容涉及市场准入、出口补贴以及国内支持等方面。其中国内支持方面主要包括三类支持条款, 绿箱措施、黄箱措施以及蓝箱措施等。
绿箱措施方面, 当前中国农业补贴的主要措施是“绿箱”措施, 但“绿箱”措施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作用不强, 缺乏专向性。早在2011年中国向WTO农业委员会通报了2005~2008年中国国内支持已使用的八项措施, 分别是一般服务、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不挂钩的收入支持补贴、自然灾害救济支付、环境计划下的支付和贫困地区援助补贴。历史性地看, 这些措施对中国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面对新的形势, 中国在保持这些“老办法”的基础上, 还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 立足国情农情, 顺应时代要求, 加强农业补贴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功能互补, 让“老办法”在新形势下继续焕发新光彩。
黄箱措施相比于绿箱措施而言, 其专向性更强, 可以有重点的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与其他发达国家不断将填满了的“黄箱”措施转入“绿箱”不同, 中国的“黄箱”措施与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暂时不需要削减“黄箱”措施, 反而应当适量增加“黄箱”措施对本国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作用, 以增强农业补贴的专向性。当前, 中国部分农产品极度萎缩, 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因此, 中国应不断增加对特定农产品的补贴力度, 在农业谈判中适当选取敏感产品、萎缩产品、主要粮食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补充列入特定农产品名单, 直至达到8.5%的微量允许上限;应不断加强对非特定农产品的综合补贴力度, 加大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力度, 直至达到8.5%的AMS上限;还应不断优化补贴结构, 积极与价格、收入、环境等因素挂钩, 减少中间环节, 以直接补贴的形式补贴到农民手中。
蓝箱措施相比而言在中国暂时还没有实行, 因为它是在限产计划下的措施手段, 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达到限产的地步。但未来利用国内支持中不受削减承诺约束限制的“蓝箱”措施对农业予以支持也是大势所趋。
一般而言, 中国的%TSE值虽然与OECD成员国的%TSE值差距不大, 但由于中国农民人数较多, 所以平均下来农民人均得到的补贴值就偏低。此外, 除了补贴力度有所不足之外, 补贴效率不高, 补贴结构也不够合理, 这也限制了补贴的多功能性和刺激作用。补贴结构问题一般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基于投入的支持比重过大。
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1) 市场价格支持, 由于执行了对某一种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导致该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与考虑了关税等因素的边境价格产生差别, 这种价格上的差别导致出现了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国内生产者的转移支付。若这个指标的数值为正, 则表明该地区实施的是市场价格的支持政策;若该值为负, 则表明该地区向农产品生产者征收了农业税; (2) 基于投入的支持是纳税人基于农业生产者的农业投入而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的转移支付; (3) 基于耕作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收益的支持是对于某种或某类农产品, 以其目前的种植面积、饲养牲畜数量、收入或收益为基础, 由纳税人向农业生产者转移的价值量。它又被细分为基于当前生产状况的支付和基于当前收入收益情况的支付两类。根据OECD的评估, 基于投入支持仅有总投入的17%可以被个人生产者获得, 当使用市场价格支持时总投入的25%可以被个人生产者获得;而基于耕作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收益的支持, 大约有总投入的47%可以被个人生产者获得。
2、一般服务支持结构也不合理。
一般服务支持主要包括农业科研和发展、农业培训和教育、食品质量和安全、基础设施、营销和促销、农产品公共储备等项目投入。
综上所述, 生产者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结构需调整。应降低基于投入支持的份额, 增加基于耕作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收益价格支持份额, 同时增加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价格支持的比重。在一般服务支持中, 公共储备支持被国有粮食企业所垄断, 农民和农业部门直接受益很小。因此, 应该减少公共储备支持的总量, 同时加大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支持比重, 增加农产品营销促销支持力度。
四、小结
浅谈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第2篇
浅谈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摘要：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具有十分特殊重要的作用。扩大国内需求，最大的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因此为保障民生，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和措施——农业补贴政策。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农村、农民（一）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及实施背景
农业补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绿箱”政策。狭义的补贴，即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为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的幸福感，我国农业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农业补贴是政府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主要内容有：
1、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在2008年对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每亩良种补贴10元、15元、15元和10元，以及对农民发放每亩最低不少于10元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上，2009年将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2、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从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市斤最低收购价比去年分别提高0.10元、0.11元、0.11元，达到0.87元、0.83元、0.83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
3、大幅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在2008年中央安排40亿元资金，对水稻插秧机、水稻直播机补贴50％，深松机和旋耕施肥播种机补贴40％，农业机械单机补贴额上限为5万元的标准上，2009年中央安排100亿元资金，对购置农业机械补贴。
4、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继续实行保险补贴。水稻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小麦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玉米保险金额为每亩240元，保费为每亩12元，财政补贴9.6元，农户负担2.4元。棉花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油菜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
5、对能繁母猪和奶牛实际保险补贴。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财政补贴48元，养殖户负担12元。奶牛保险金额为每头6000元，保费为每头480元，财政补贴288元，养殖户负担192元。
6、对荷斯坦奶牛实施冻精补贴。每头按2剂冻精进行补贴，每剂冻精补贴15元。
7、增加农民户用沼气补贴。2009年，中央安排30亿元资金，用于农村户用沼气等项目建设。对每户补贴标准由去年的800元提高到1200元。
8、对退耕还林工程补助。坡耕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当年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原粮300斤（从2003年开始折现金210元），现金20元；坡耕地造林补助年限：经济林补助5年，生态林补助8年。宜林荒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
9、对长防林、兴林灭螺林工程补助。对实施长防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00元；对实施兴林灭螺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50元。
（二）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对比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外农业补贴的比较
1.支持力度比较。1998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农业补贴占WTO农业补贴总额的89％，其中欧盟占44％、美国占24％、日本占21％。1996—1998年，我国“绿箱”、“黄箱”支出合计约为200亿美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8.1 ％。2001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为970亿美元，相当于其农业总产值的50％。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美国新农业法计划在今后6年增加约1900亿美元的农业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2.支出结构比较。1996-1998年，中国国内支持总量中，“绿箱”占83％、“黄箱”仅占17％；1998年美国农业补贴中“绿箱”占82％、“黄箱”占 17％、“蓝箱”占1％；而1998年欧盟的“绿箱”仅占22％、“黄箱”占54％、“蓝箱”占24％；1998年日本“绿箱”占78％、“黄箱”占20％、“蓝箱”及其他占2％。中国的“黄箱” 支出比重均低于这些发达国家。3.支持重点比较。美国对农业支持既很全面，又突出重点，例如新农业法长达500多页，支持范围包括商品补贴、土壤保护、贸易、营养、信贷、农村发展、科研和推广、造林和森林管理、能源等十个方面，但重点是通过对主要农产品实行3层保护网，实行多种环境和资源保护补贴计划，增加国内食物援助，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等措施，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目的。欧盟的主要国 内支持措施是投资援助，占28.5％，重点支持农产品加工、包装和储藏中心建设，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土地整治、围栏等，支持农业现代化，如购买机器设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等，给予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中国的国内支持主要还停留在提供一般的政府服务上。
4.支持方式比较。美国农业支持以直接补贴为主，包括直接的收入补贴和投资补贴等。美国的保护价政策和五花八门的环境资源保护政策等，都是直接补贴农民，让农民得到实惠。中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是间接补贴。
5.出口补贴比较。美国主要采取有限的出口信贷计划，其成本高于凯恩斯集团，农产品一直保持一定的出口补贴。欧盟的出口补贴最多，原因是其农产品生产过剩，成本较高，无补贴难以维持竞争力。凯恩斯集团除加拿大外，几乎取消了出口补贴。我国加入WTO时承诺不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
6.运行机制比较。在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较少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对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均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如美国，农业立法分为“永久立法”和“临时立法”，临时立法保证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永久立法进行修订，其效力在执行期内生效；但在临时立法到期后，新的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或没有及时作出修改，永久性立法将自动生效。这一机制保证了美国农业在国会内受到充分重视。但中国有关农业补贴的法规只是以政策或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没有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中国农业补贴存在的差距
1.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不断增大，但相对不足。初步统计，2001年，各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33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农林水气等领域）2600亿元。与WTO贸易规则规定国内支持相比，“绿箱”措施共11类，我国目前只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黄箱”措施很少使用。
2.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首先是“绿箱”、“黄箱”措施配置不合理。1996-1998年，我国“绿箱”、“黄箱”支出合计约为200亿美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8.1％，其中，“绿箱”支出占83％，“黄箱”补贴占17％。从总量水平看，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的空间还比较大，但目前WTO规则所允许的11类“绿箱”措施中只用了6类。“黄箱”措施空间尽管也比较大，但近年来，国家财政用于流通领域的补贴比重在上升。2001年，仅用于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就占当年农业财政支出的1％。其次是间接支持多，直接补贴少。我国农业支出以间接支持为主，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少。在2000年的农业支出中，间接的农业补贴支出1274亿元，占农业补贴支出的62％；直接补贴农民收入约200亿元，占农业总支出的10％；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项目补贴支出463亿元，约占农业补贴的22.5％。第三，支出结构不能适应国内外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因此农业补贴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增产。“九五”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尽管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比重有所增加，但以增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支出结构还没有根本性变化。以2000年为例，促进农业增产的生产、流通、事业费等支出为1123亿元，占54.5％。这种支出结构不能适应加入WTO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3.补贴农业的分类和范围不合WTO规则。我国农业补贴的分类和范围与WTO规则都有较大差别。我国现有农业支出是按支持对象和支出功能分类的，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等。WTO是按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分类的，如“绿箱”、“黄箱”措施等。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支援农业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等支出，范围比较小，不能体现国民待遇原则。WTO农业国内支持的范围更广泛、更全面，不仅包括各种直接的农业财政支出，还包括了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码头、通讯、供电等投入，国内粮食援助，地区援助，农村环境保护等补贴。4.农业管理体制不适应WTO要求。从宏观层次看，目前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是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基本上是农业部门管生产，商业部门管流通，外贸部门管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这种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生产与市场脱节、生产与消费脱节、农产品内外贸脱节，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农业的整体效率以及农产品的竞争力。从微观层次看，我国农民的组织化和一体化程度低，加之缺乏完善的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作为市场主体的农产品营销企业缺乏效率和竞争力。
5.农业补贴的法律不健全。近几年中国农业立法加快，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在内的10多部法律基本覆盖了农林水气等领域，但是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只是体现在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缺乏前瞻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保障农业补贴的实施与到位。
三、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优化 1.改善中国政府农业补贴政策的取向。
一是支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
二是支持生态工程建设。包括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森林防护体系建设等。
三是支持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法规等一系列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四是提高农民收入。主要通过税费改革、清理不合理收费等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直接补贴（退耕还林中粮食和现金补贴、良种推广补贴等）和间接补贴（粮食保护价等），增加农民收益。
五是进行农业灾害救助。主要是通过抗旱防汛、动植物疫情防治、农业税减免、灾民生活救济等，对受灾地区进行支持，帮助受灾农民恢复生产和生活。六是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医疗卫生等，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2.建立与完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
目前我国已走出短缺经济的时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长期采取的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建立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具体说，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利用倾斜政策加大财政、金融（特别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保险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农业科技开发投资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②扶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既关系到农产品价格的实现，又关系到农民能否获得正确的信息以指导生产。所以应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积极探索产销直挂、连销经营、配送中心等流通方式，规划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鼓励发展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建立农产品信息网络，指导农业的生产和流通。③制定相关的政策扶植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企业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联接，让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或通过组织市场，采取订单农业等方式，引导农民生产，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④建立健全农业收入的再分配机制。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调整不同地区、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差距，并防止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⑤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体系。结合目前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通过设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补贴，以及加大农村能源和生态农业示范过程的投资力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3.加快农村税赋制度改革。
我国一方面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被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指责为对农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农民除负担农业税外，还要负担三提五统和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社会负担等名目繁多的收费。与其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还不如将不合理的农业税费降下来，由财政负担，不要再让农民掏腰包，以免授人“农业补贴”之柄。为此，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的合理税赋制度，取消现行带有缺陷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代之以田赋和农业税两部分。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既保证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和乡村行政正常运转，又照顾到国家现有财政支出能力的同时，将人均税赋由现在的200多元减少到130元以下。农民在交完税赋以后，有权拒绝任何部门的征粮索款。这样，既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又能增加对农业的保护，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4.加快农业补贴的法制化进程。
完善农业支持法律体系，当前要抓紧做好修改《农业法》和制定《农业补贴条例》工作。要在WTO规则框架下，着手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农业灾害救助条例》、《贫困地区援助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健全农业支持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纠纷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三）关于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
1、针对财政支农力度小的问题，可以逐年依据财政收入来增加对农业补助支出的倾斜度。
2、对各地方补贴标准和方法混乱问题，要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对于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的问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高。有政出多门向专业化部门转化，建立政府与农民间交流沟通的载体。完善直补效率和速效支出规模。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代理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总的来说，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与实施的过程中去完善和发展。参考文献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第3篇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在全国8个整省、30个市和500个示范县（含100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重点示范培育，培训范围比2015年有所扩大，增加了4个省和10个市，特别强调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职业农民培训任务。探索完善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农业企业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對象，提升创业能力。继续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在2015年培育1万名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基础上，2016年新增培育对象1万名。
2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政策
和2015年的中央财政补贴基层农技推广的经费额度基本一致，2016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26亿元资金，继续支持各地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服务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主导产业，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科技示范户培育、农技人员推广服务补助等，继续完善“包村联户”和“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新型服务模式。
3 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政策
2016年，继续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工作，考虑到2015年的工作成效和实际需求，2016年示范培训班的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计划数略有缩减，全年计划举办170余期示范培训班，面向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遴选1.7万多名村“两委”成员、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和大学生村官等免费到培训基地考察参观、学习交流。全面推进以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的农村实用人才认定管理，积极推动有关扶持政策向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倾斜。组织实施“全国十佳农民”2016年度资助项目，资助金额和范围与2015年基本一致，遴选10名从事种养业的优秀职业农民、每人给予5万元的资金资助。组织实施“农业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和“全国杰出农村实用人才”资助项目。2015年还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招生规模达7万人。
（摘自http：//news.wugu.com.cn/article/739305_1.html，2016-07-23）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述评 第4篇
关键词：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文献述评
中国农业最早始于炎帝时期,迄今为止已历经八九千年,从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社会的机械种植,农业从种植种类、种植工具、种植方式到农业制度不断创新与发展。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明确指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农民工进城打工人数不断增加,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的迅速下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急需中国政府加大相应的补贴力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应对复杂不公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全面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关注农业生产利益, 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中央必须强化对农民、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农补政策实施十多年来,学界对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搜集涉及农业补贴的相关资料,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
1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系统研究
1.1农业补贴政策的历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补”范围和力度逐步提高,分析 “农补”制度变迁及其演进逻辑,对于完善农补政策理论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张凯新 ( 2013) 分析国内 “农补” 发展的三大历程: 1993年之前的 “负保护” 阶段; 1994— 2000年 “负保护 ” 向 “正保护 ” 的过渡阶 段。 高玉强 ( 2011) 提出我国农补政策历经三大时期: 一是1950—1978年的传统时期,农业利益受损; 二是1979—2002年的改革时期,农业利益逐步得到保护; 三是2003年之后的完善时期,农业补贴额度提高,补贴种类和方式进一步扩展。
1.2农业补贴政策的定义解析
学界对农业补 贴的定义 存在不同 的观点,何忠伟 ( 2005) 教授归纳出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认为农业补贴政策是贸易保护的重要方式,是政府通过提高国内农产品平均价格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收支干预手段; 二是认为农业补贴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生产者损失利益进行补偿,继而稳定本国农产品市场秩序; 三是认为是 “政府为保护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对农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支持与保护政策的总称”[1]。徐全红 ( 2006) 认为农业补贴实质为国家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的调节。学界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 “农补” 做了分类。广义农业补贴———即在 “绿箱”许可的条件下,重点对农业科技、农业水利和农业环保项目上进行补贴; 狭义的农业补贴政策——— “黄箱”政策,特指保护性补贴,如对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提供种植补贴、出口退税等形式补贴。
学界针对农业补贴政策合理性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多数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变化,必须采取合理的农业保护政策来确保国内农业健康、稳定发展。如李玉珠 ( 1993) 提出的 “中国农业需要适度保护”,柯炳生 ( 2001) 认为政府应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刘畅 ( 2003) 认为现阶段工业应反哺农业,促进城乡共同发展。部分学者如林毅夫 ( 2003) 提出反对意见,认为 “农业补贴财政支出较大,以我国现阶段的综合国力难以长期支撑,且在政策的实施方面也会面临执行难的问题”[2]。蔡昉 ( 1993) 提出以农业贸易自由化代替农业补贴政策,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格调控作用,充分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3农业补贴政策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农业补贴政策 《农业协定》 框架下进行了部分调整,但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需要。何燕华 ( 2009) 重点对欧美大国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做了深入研究,指出 “中国农补存在法律缺陷: 一是农补法律制度建设滞后; 二是农补法律不健全; 三是涉农法律内容分散,可实施性较低”[3]。赵颖 ( 2010) 进一步指出农补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效率难以提升等问题。李晓辉 ( 2012) 认为当前我国农补政府支持水平较低、管理体制不健全。葛珍珍 ( 2013) 提出农业补贴政策缺乏立法监督,补贴体系不完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1.4农业补贴政策范围研究
20世纪中期,中国农补形式为 “机耕定额亏损补贴”, 随后扩展为农用物资价格、贷款贴息等方面的补贴。入世之后,农补范围进一步扩大,2004年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粮食直补、购置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王艺璇等 ( 2009) 分析 “四项”农补数据,认为 “中国基本形成了收入性补贴和生产性补贴相结合,兼顾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逐年调整完善各项补贴政策”[4]。郭振宗 ( 2009) 根据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应调整种粮直补和大型农具购置补贴政策。
1.5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研究
研究者对农业补贴制度实施效果进行了专项分析,钱克明 ( 2004) 通过分析 “中央一号文件”实施后各项农业生产要素的具体数据,认为 “农补政策体系还不完善,存在的问题较多”[5]。刘鹏凌 ( 2005) 通过对安徽省2003—2004年度农业生产实际数据研究,对农补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统计描述。张淑杰 ( 2012) 以河南省为例从农业收入、粮食生产以及 “四项”补贴实施和影响等方面,通过建模及和数据描述等方法评价农补政策效果。
此外,部分学者采用经济学论证方式,以具体农业生产要素数据分析农补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程国强 ( 2003) 运用AMS测算了我国农业五年 ( 1993—1998) 支持水平, 认为国内农补水平上升空间较大。张宏生 ( 2005) 采用C D生产函数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主张政府财政应该提高农业补贴额度以及投资力度。
2国外农业补贴政策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农业生产发展进入低迷时期,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进行了农补政策完善, 从而促进了本国农业发展。通过学者对美、日等国农补体系的深入分析,为我国农补政策的改革提供实践借鉴。
第一,立足外国农业政策补贴的发展趋势,寻求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未来道路。贺正楚 ( 2005) 详细介绍日本农业补贴类型以及在 《农业协定》框架下 “农补”政策调整方向,为我国 “农补”政策改革方向提出了建议。周建华等 ( 2006) 通过对美国6种补贴种类 ( 直接收入补贴、差额补贴、反周期补贴等) 的深入分析,预测了美国农补政策发展趋势与方向,为我国农补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借鉴。
第二,分析国外农业政策补贴政策的结构调整,探索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方向。柯炳生 ( 2002) 通过分析美国新农业法案,系统总结农产品贸易国际化形势下农业补贴的调整重点。姜亦华 ( 2005) 详细论述国外农业补贴方式和农业补贴政策发展总体趋势,据此提出了我国农业政策补贴的总思路。高志辉 ( 2005) 、张宗良 ( 2009) 、孟可心 ( 2013) 分别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当前国内农补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提出改善建议。学者对国外农业补贴模式的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为中国农业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但农业政策未来的重点领域及农业补贴整体评估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农业补贴政策的问题与建议研究
3.1农业补贴政策存在问题
第一,制约 “农补”的法制措施少, “农补” 程序烦琐。李昌麒、王霞 ( 2009) 认为我国 “农补” 措施法制化制约薄弱,且 “农补”程序过多,严重影响了农业补贴效果。第二, “农补”结构不合理, “农补”机制不完善。伍业兵、覃聪 ( 2013) 认为当前农补存在: 一是结构设置不合理; 二是管理机制不完善; 三是补贴力度较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第三,“农补”方式不当,“农补”对象较少。 在方式上 “农补”重视保障,忽视了促导作用; 在对象上 “农补” 重视农民,而轻视了 农业保护。李昌麒、王霞 ( 2009) 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明确指出了农业补贴方面的这两大问题。
3.2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措施
第一,改变 “农补” 措施的法制现状,精简 “农补” 烦琐程序。政府通过特定的法律措施,弥补农业补贴法制化缺陷。通过智能化程序设置,精简 “农补” 烦琐程序,达到农业补贴的时效性发展。第二,调整农业补贴结构,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政府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不断调整农业补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应更加重视 “农补” 政策效率和公平原则。政府应重点加强新兴农业、高科技农业的补贴力度,并通过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制定出合理的价格保障制度。第三,转换农业补贴方式,平衡农业补贴对象。农业补贴方式在重视 “保障” 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的 “促导” 作用,通过合理化的政策引导来减少农业损失,从而起到政策保障作用。农业补贴对象在重视农民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农业的发展,通过现代化农业模式,促进农业补贴总成本的节约。
4结论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 “农补” 政策的研究,立足中国 “农补”政策现状,探究了 “农补” 问题及对策,为中国 “农补”政策的改进提供了理论借鉴。虽说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已有一些成就,但仍存在理论体系不成熟、政策实施不明确、执行力度不显著等问题,尤其缺乏 “农补” 实证研究和 “农补”指标评价研究,还需我国政府、专家、 学者的不懈努力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忠伟.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与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林毅夫.我国现阶段究竟要不要增加农业补贴[J].现代贸易工业,2003(10).
[3]何燕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之构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9(6).
[4]王艺璇,穆月英.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与调整[J].中国农学通报,2009(6):278-284.
冷库农业补贴政策 第5篇
近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2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扶持范围和重点。会加大贴息力度，重点扶持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等，财政补助重点用于扶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在通知中，涉及冷库建设等鼓励财政补助项目，实行“先建后补”管理方式，但单个财政补助项目的财政资金申请额度不高于自筹资金额度。
以下是与冷库建设相关，可向国家部、委申报的农业补助项目及金额、时间：
一、现代农业园区试点申报立项目
受理单位：农业部
申请补助数额：省级1000-万元、国家级1-2亿元
申请申报时间：6月;
二、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
受理单位：财政部
支持范围：农业基础设施、良种繁育、农业污染物防治、废弃物综合利用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以及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农产品精深 加工等。
申请补助数额：300-500万元
申请申报时间：10月;
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试点项目
受理单位：财政部
支持范围：农业基础设施、良种繁育、农业污染物防治、废弃物综合利用和社会化 服务体系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以及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农产品精深 加工等。
申请补助数额：500-800万元
申请申报时间：10月;
四、农业综合开发专项
-园艺类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项目
农业综合开发专项-园艺类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项目
支持范围：种植、养殖基地和设施农业项目;棉花、果蔬、茶叶、食用菌、花卉、 蚕桑、畜禽等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项目。
申请补助数额：300万元
申请申报时间：6-8月底;
五、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受理部门：发改委
申请补助数额：200万-2亿
申请申报时间：6月;
六、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项目
申请补助数额：300万
申请申报时间：9月;
七、冷链物流和现代物流项目
申请补助数额：200-1000万元
申请申报时间：7月;
八、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
受理单位：农业部、财政部
支持范围：重点扶持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马铃薯贮藏窖、果蔬通风库、冷藏库和烘干房等产地初加工设施。
资金补助数额：中央财政资金对纳入目录的各类设施实行全国统一定额补助，目前比例为30%。方式采用“先建后补”
申请申报时间：5月。
九、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
受理单位：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支持范围：种植、养殖基地和设施农业项目;棉花、果蔬、茶叶、食用菌、花卉、蚕 桑、畜禽等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项目。
申请补助数额：300万元
申请申报时间：6月底;
十、扶贫项目
受理单位：扶贫办
支持范围：带动农民增收性强的农产品加工产业
资金补助数额：500万元
对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考 第6篇
一、现行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现状
国家出台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对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农业增产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但也有以下不足之处：
一是补贴总量不大，缺乏稳定增长机制。像明光市这样的江淮分水岭地区，耕地面积本来就很小，人均耕地面积为1至2亩，种植粮食的面积更是有限，每年能够享受到的粮食直补亩均仅为几十元，农资综合补贴也仅为六七十元，而且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粮食直补标准自从政策实施以来，已有十几年没有变动了，综合补贴也几乎没动，而同时期我国的物价一路高歌猛进，此时的补贴与彼时的补贴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二是户均补贴不多，种粮积极性提高乏力。由于户均耕地不多，补贴项目过少，大多农户根本不能理解国家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只是把国家给予的补贴当成可有可无的零花钱，严肃的补贴成了人人有份的“胡椒面”，真正把补贴资金投入粮食生产的没有几人。这样的补贴显然有违制定补贴政策的初衷。
三是补贴对象不定，补贴矛盾增加。由于传统种植业收益有限，农资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特别是土地二轮承包后，大部分农户承包耕地规模小，收益有限，他们不愿对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土地的产出只能维持温饱，仅靠土地产出要达到小康只是奢谈。他们纷纷走出乡村，走出土地，奔向四面八方，成为日益庞大的候鸟式劳动者。家中的土地扔给老人、妇女耕种，土地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粮补政策对有的人来说，似乎变成了国家发给的福利。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福利”，也成了一些地方矛盾与上访的隐患。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提留、统筹并行，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心理，将承包土地或抛荒，或转让他人耕种，甚至弃之于村集体，明确表示放弃承包权，应上交的农业税，应负担的“三提五统”更是无从谈起，造成了当时实际存在的上清下不清，乡镇、村组负债累累，举步维艰。中央出台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后，那些当初不尽义务、转让土地、放弃承包权的农户纷纷从外地回来，目的就是要获得国家粮食补贴，过去十分融洽的邻里、朋友、亲戚关系，因为那点微不足道的补贴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对簿公堂。这一类的事情，在各地普遍存在，经常发生，成为现在乡村工作矛盾隐患的一部分。
四是补贴工作对象庞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于补贴对象是广大农民，户户有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造成补贴信息更新不及时，很多资金无法及时兑付，发放不成功，又无法及时联系更改。加之很多农民文化程度有限，财政补贴“一卡通”对各种补贴项目都标注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们常常拿着补贴存折跑到财政所，硬说补贴没有收到，甚至凭空就说补贴得太少，补贴得不够，问他应该享受哪项补贴，哪项补贴少了，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还会来问你们吗？”让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常年累月，基层财政部门疲于应付络绎不绝的农户补贴资金咨询，不论工作日，不论休息时，没完没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干扰了基层财政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是补贴项目繁多，发放时间不确定。现在涉及到的农业财政补贴项目繁多，仅通过“一卡通”发放的项目就达到45项之多，有很多项目名称相似，性质相近，例如计划生育方面的补贴就有七八项。发放时间不稳定，发放周期不固定，所有项目年度终了应该全部发放完毕，但有的项目往往要拖到次年，并且发放时间还不确定，引发农民群众乱猜臆想，询问上访频繁，造成基层工作的被动。
二、对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是改革现行农业补贴政策，让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人收益。对那些已经离开土地，不以土地为生的人，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取消粮食补贴，重点补贴常年从事粮食生产者。
二是补贴对象向大户集中。对那些种植粮食面积达到一定规模者进行补贴，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扶持大户，扩大经营，稳定粮食生产。
三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成一大批高产稳产农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土地生产效益。
四是加强农村土地确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让土地向大户集中，粮食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同时，保护好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切身利益，让土地成为他们参与市场经营的资本。
五是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提高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导、典型带动的作用，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组织，共创农业辉煌。现在有一些人打着专业合作社的幌子，要项目，要资金，由于监督不到位，项目立项了，资金拨付了，这些合作社盖了几间房，圈了一片地，完事大吉，再也不见生产经营，持续发展。国家的补贴资金落进了一部分人的腰包，补贴政策成了一部分人发家致富的工具，寒了广大农民的心，国家应该对这部分补贴资金跟踪问效，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六是积极研究探索财政补贴农业资金发放的新思路、新方法，整合发放项目，简化发放程序，固定发放时间，提高发放效率。让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安徽省明光市张八岭镇财政所）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第7篇
关键词：农业补贴政策,演变阶段,间接补贴,直接补贴
农业补贴政策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工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历史场景的转换几经变迁:传统经济体制时期 (1950~1978) , 奉行“以粮为纲”为指导思想下的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标志的间接补贴政策;改革时期 (1978~2002) , 奉行以市场化为导向下的以粮食价格支持为标志的流通领域间接补贴政策;改革完善时期 (2003~) , 奉行统筹城乡发展为指导思想下的以“两免四补”为标志的生产领域明补政策。系统地梳理建国六十年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并揭示其演进规律既有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史的理论意义, 又有为农业补贴政策创新立言立据的现实意义。本文选择长波段大跨度地对上述三个时期的农业补贴政策背景、政策安排和政策效果进行历史考察,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总结与反思。
一、传统经济体制时期 (1950~1978) 农业补贴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在资本稀缺并且薄弱的工业无法为自身快速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强行推进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我国选择了一条牺牲农业以利工业化, 让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发展路径。1950~1978年国家通过农业税从农业抽取资金818.47亿元, 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抽取资金5100亿元, 几乎相当于80年代初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总额。[1]然而, 在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之时, 农业自身发展也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生产规模狭小、资金匮乏和技术缺失使粮食大幅度增产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快速扩大、城镇人口激增和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发展致使粮食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如1952年~1953年一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就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稳定, 避免社会动荡, 政府在从农业抽取资金的同时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鼓励农业发展。50~70年代末期的农业补贴政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补贴围绕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稳定目标, 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投入:
1.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
建国初期政府十分重视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持, 试图通过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粮食产量。为此, 1950~1978年政府在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投入了较多资金, 总计达到1348.77亿元, 其具体投入为:①基本建设支出投入639.76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的47.4%, 主要用于水利建设和耕地扩张, 试图以此来改良生产条件和扩大种植面积。②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332.06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的24.6%, 主要用于农业与涉农行业的技术推广、良种推广、事业管理费等。③支援农村生产支出299.39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的22.2%。主要是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和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经费。以上三项投入占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的比重高达94.2%。④流动资金70.01亿元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7.64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和0.6%, 农业科技投入较低说明当时政府尚未完全意识到科技进步对农业增产的重要作用。[2]价格优待以农用柴油最为典型, 1956年起国家对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田间作业用的轻柴油实行优待价格, 按当地批发牌价扣减24%的价格供应给农民。1965年和1967年又扩大了优待范围, 即农 (渔) 业用轻柴油全部实行优待, 全国优待价平均每吨为80元。1972年农 (渔) 业用轻柴油优待价又增到平均每吨120元。在1982年农用柴油价格补贴取消之前, 国家单单通过商业系统对农用柴油价格补贴的开支, 累计就达80多亿元。[3]
3.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
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这一时期我国选择了“低价补贴”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为了维持农产品长期稳定地低价销售, 政府在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同时, 对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蔬菜、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给予了大量的价格补贴, 1953年这一补贴仅为0.5亿元, 到1978年已增至93.5亿元。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补贴主要有二种方式:一是亏损和价差补贴, 补贴受益者为城市居民和农产品流通企业。价差补贴是农产品统销价低于统购价的销售价差补贴;亏损补贴是对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发生的亏损 (主要是商品流通费开支) 给予补贴。从1961年我国首次出现粮食价格购销倒挂开始, 粮食、食用油、棉花等都出现过价格购销倒挂, 为此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对经营这些品种的部门给予价差和亏损补贴, 如1965年我国粮油、棉花亏损和价差补贴分别为20.8、1.0亿元;1978年粮油、棉花亏损和价差补贴分别为25.17和1.5亿元。[4]二是超购加价补贴, 受益者为农民。我国粮食超购加价始于1960年。在50年代末期粮食极为紧张的情况下, 1958年到1960年政府先后提高了东北和南方11个省、自治区偏低的粮食收购价格, 并在1960年对生产队交售粮食每人平均超过一定数量的部分实行10%的加价奖励。1961年政府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25%, 取消了加价奖励。1964年起, 超购油菜籽实行加价奖励, 1965年恢复粮食超购加价奖励。1966年政府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17%, 取消了超购加价奖励。1966~1978年我国粮食价格12年不变, 从1974年起政府又实行了粮食超购加价30%的老办法。
传统时期农业补贴政策在粮食增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用甚微。究其原因在于:①为工业化服务的目标偏好制约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这一时期农业补贴政策以增加粮食产出和保证农产品稳定低价销售为目标, 以解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顾之忧。上述目标追求极大制约了农业补贴政策的投向、农业种植结构的多样化和农民经营的自由化, 导致补贴政策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不大。②投入不足且分散影响效果发挥。这一时期政府农业补贴投入为3000亿左右, 相比于从农业抽取的近6000亿, 实际上为负补贴。同时有限的补贴分散于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这种以撒胡椒面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资金, 结果必然是对农业领域的作用有限。③多采取间接暗补的方式, 农民受益不多。这一时期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主要给予农资生产企业和销售部门;农产品价格补贴主要给予流通和消费环节, 城市居民是主要受益者, 如1978年对城市居民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所占比重为71.8%, 而对农民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所占比重仅为28.2%。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虽是直接投入农业领域, 但是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个人获益不多,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增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二、改革时期 (1979~2002) 农业补贴政策
传统时期漠视农民利益的农业政策安排受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 并最终以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打开了传统经济体制的缺口, 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1979~2002年的农业补贴政策显著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市场化的手段价格机制作为干预农业发展的手段, 价格支持政策逐渐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标志性方式。二是伴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 农业补贴经历了强化 (1979~1984) 、弱化 ( (1985~1997) 、渐次增强 (1998~2002) 的三段式演化。这一时期农业补贴安排具体如下:
1.1979~1984年:农业补贴政策强化阶段
这一阶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在农村。为促进农业发展和保证粮食安全, 政府强化了以价格支持为主的农业补贴政策投入, 主要表现为“两加一减”。
“两加”为:①价格补贴增加。1978~1984年我国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从557.9亿元增加到1440亿元, 增长了1.58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3.7%, 年均增长7.4%。[5]在提高粮食收购价的同时, 我国依然维持粮食销售低价, 这一阶段国家用于价格倒挂的补贴高达840亿元, 可见这一阶段农业补贴政策既补贴了农民也补贴了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从中受益颇多。②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投入增加, 5年内共投入800.21亿元, 超过传统时期 (28年) 投入的2/3。“一减”为:随着农产品价格上调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调,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开始减少。1978年我国农用生产资料补贴为23.91亿元, 至1985年已经减少至7.41亿元。在国家定购任务完成存在一定困难的前提下, 1978~1985年农用生产资料补贴主要形式为统购和加价奖肥政策, 1978年起每吨大豆统购奖售化肥150公斤, 超购 (加价) 奖售化肥350公斤, 以此来促进农民的售粮积极性。
这一阶段农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转变和国家价格支持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79~1984年我国农村生产年均增长4.8%, 为1952~1978年间平均生产增长率的2倍;[6]粮食总产量从1978的30475万吨飞跃到1984年的40730万吨, 极大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 由1978年的6.7%上升到1984年的13.6%, 且呈明显提高态势, 最高年份1979年为19.2%。[5]
2.1985~1997年:农业补贴政策弱化阶段
198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工”情结的回归, 也意味着政府将财政投入的重心转向工业领域, 农业补贴开始弱化。
1985年我国取消长达32年之久的粮食统购政策, 改为合同定购, 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按议购价出售给国家或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农产品步入“价格双轨制”时代。1985年因市场价格大大高于征购价格, 政府征购粮食极为困难, 为了鼓励农民向政府售粮积极性, 1986~1989年国家对合同定购价格采取每年调1个点的办法, 分地区分品种逐步提高合同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较大的是1989年, 粮食平均提价18%。1990年我国获得了粮食丰收, 但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了6.8%, 为避免“谷贱伤农”, 政府开始对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和粮食专项储备制度, 这是粮食流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1993年我国放开粮食统销价格, 粮食开始顺价销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政府先后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调高粮食定购价格, 调幅分别达到42%和40%, 从而大大刺激了粮食生产。自1996年开始, 粮食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为避免粮食价格下跌影响种粮农民的利益和粮价稳定, 1997年我国从夏粮收购开始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 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所需资金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
在农用生产资料补贴方面, 1987~1988年开始实施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平价化肥、柴油和预发预购定金挂钩的“三挂钩”政策, 定购每50公斤粮食奖售20公斤化肥、5~7公斤柴油。1993年, 国务院宣布用现金形式的生产资料补贴代替化肥和柴油的实物供应, 国家制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从各自预算中支出的补贴标准, 同时允许省级政府提高补贴率。1994年, 中央政府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 停止对生产资料进行现金补贴。然而, 省级政府依然可以选择对工业制造的农用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在1994年和1998~1999年间, 不同省份在不同的时间取消了这一计划。[8]
1985~1997年财政用于一般性农业服务的支出为5060.16亿元, 虽然年均投入较前期增加, 但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下降。其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分的事业费为3673.89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服务支出的72.6%;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1059.21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服务支出的20.9%;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为40.26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服务支出的0.8%;农村救济费为286.8亿元, 占一般性农业服务支出的5.7%。[9]②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农民负担加重抵消了补贴政策效果。这一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不断上升, 按1950年不变价计算, 1978~1993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了191%, 部分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升给农民带来的利益。与此同时, 政府继续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抽取资金, 1979~1994年工农产品剪刀差为15000亿元, 1979~2002年农业税总额为4666.19亿元, 二者之和大大超过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农支出。另一方面,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开始, “三提五统”及其他收费使农民负担日益增加, 到1990年高达381亿元, 占税费总额的81.24%;1991年达428亿元, 占税费总额的82.63%;1992年为484亿元, 占税费总额的80.27%。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使县乡财政普遍出现困难的局面, 由于乡镇财政无法保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造成地方上“三乱”问题更加严重, 农民负担达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10]
3.1998~2002年:农业补贴政策再次增强阶段
1998年我国农业政策安排发生根本性转变, 新的政策方向在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明确阐述。这一决议坚定地把减少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作为2010年以前政府工作的指导原则。[8]维持和提高农民收入开始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首要目标。至此, 农业政策保护重点从保护城市居民, 经过漫长的博弈终于回到了农业保护的逻辑起点保护农民。
2000年我国开始试行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 其具体内容为: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屠宰税和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减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2年我国还开始试行粮食直补政策, 这是我国农业补贴全面转型的开始 。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 我国逐渐从剥夺农业走向保护农业。
三、完善时期 (2003~) 农业补贴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一方面, 工农业长期失衡而积累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重中之重, 工农和城乡矛盾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另一方面, 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 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工业自生能力和相当的财政实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条件基本成熟。为此, 政府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农业补贴政策以“工业反哺、农民直接受益”为理路进行了重大调整。经过近10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在原有政策体系基础上, 我国又初步形成以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的专项生产性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业税减免相结合的直接补贴政策体系。
1.农业税减免
2003年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共安排资金305亿元, 将税费改革试点范围由20个省扩大到了全国, 农民平均负担减轻30%以上。同时我国加快了取消农业特产税步伐。2004年, 我国取消了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 8个省免征 (或基本免征) 农业税, 22个省农业税税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05年中央财政为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提供转移支付662亿元, 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28个。2006年, 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结束了2600多年来农民种地必须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标志着国家与农民的传统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2.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
与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不同,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在一般情况下, 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 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 必要时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 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 国家委托符合并有一定资质条件的粮食企业, 按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的粮食。2004年, 我国开始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以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粮食市场稳定, 当年我国早稻和籼稻都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格保护政策。2006年中央拨付补贴资金59亿元用于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2007年中央对小麦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收购小麦579亿斤。
3.综合性收入补贴和专项生产性补贴
2002年, 我国率先在安徽、吉林省的三个县市进行粮食直接补贴方式改革的试点。2003年起, 粮食直补政策推广到13个粮食主产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颁布执行, 我国开始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大规模实行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2006年4月, 财政部发出《关于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接补贴的通知》, 决定对种粮农民的柴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实行综合直接补贴。至此, 我国“两免四补”为主的直接补贴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见表1) 。近几年经过不断完善, 我国直接补贴已经形成了普惠与特惠相结合、补贴方式多样、补贴资金稳步增加等特点。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财政预决算报告数据统计。
总体来看, 直接补贴政策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农业税减免较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受到了农民的好评。但是当前补贴目标的多元化、补贴数量的有限性和分散性等因素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绩效的发挥。
四、简要的结论
政策演变往往是两条线索交织进行:一条是显性层面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和政策评估过程的演化;一条是表象之下的决定政策走向的历史条件和利益关系的演化。系统地回顾新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历程,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农业补贴政策实质上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通过对国家 (政府) 与农民之间的“取”与“予”分配关系的重新调整来协调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利益矛盾的政策准则。具体是“取”大于“予”, 还是“予”大于“取”, 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予”则取决于相关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国家的发展战略意图 (意味着政府倾向于保护谁的利益) 以及特定时期的社会约束条件。
第二,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历史顺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特定的社会约束条件不断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结果。这一逻辑关系在农业补贴政策安排上表现为:传统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而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尚难保证粮食安全, 于是在“以农补工”的大思路中来安排农业补贴政策成了必然的选择。改革时期, 工业已经基本具备自生能力的情况下, 我国选择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发展战略, 农业补贴政策在“重工”理念的延续中和市场经济的碰撞下日益弱化。完善时期, 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脆弱不堪的农业发展背景下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的新战略, 以工补农和农民直接受益成为新时期农业补贴的主题。
第三, 从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评价,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保障粮食的低价供应、降低工业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我国摆脱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所面临的“贫困恶性循环”功不可没。但是从农业和农民角度评价,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长期以来农业被定位成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源泉, 丧失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正常条件, 农民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而利益偏斜于城市的农业补贴政策安排对于改善这一状况作用不大。尽管新世纪以来直接惠农的农业补贴政策规模大为增加, 但在改善城乡差距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依然效果有限, 即使将WTO规定的8.5%的补贴空间用足, 全国每个农民能够最多获得的转移支付也不过是171元, 亦不足以改变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民的贫困状态。[12]因此, 农业补贴不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目标, 而是要立足于改善农业经营条件和为农民供给优质服务, 支持农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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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第8篇
一、农业补贴的概念
一般意义上的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向某种产品的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或者某些居民提供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转移支付, 以实现农业部门的收入目标, 弥补自由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足。
WTO《农业协定》是目前规范和约束各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准则。《农业协定》里所涉及的农业补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即对出口进行补贴及国内支持。目前, 我国政府所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是指国内支持政策, 主要包括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农业科研的发展及人员的培训等政策方面的支出。
二、通过WTO国内政策支持体系来看我国农业补贴现状
WTO《农业协定》将农业补贴措施分为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要求各国政府承诺削减的措施;另一种是不要求各国做削减承诺的措施。同时, 考虑到各国之间实力的差别还专门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国内支持与补贴的差别待遇, 以促进其农业发展。具体地, 按照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的扭曲程度不同, 可将国内支持政策分为“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
(一) 关于“绿箱”政策。
所谓“绿箱”政策就是指很少或没有引起生产和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一般政府农业服务计划、粮食安全储备补贴和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休耕补贴、环境保护补贴及地区援助补贴等。“绿箱”政策属于免除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在我国已实行的“绿箱”政策中, 涉及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有20项, 包括一般政府农业服务计划涉及9项:粮食安全储备补贴涉及4项;国内粮食援助补贴涉及1项;自然灾害救济3项;环境计划下的支付2项;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付1项。而生产者收入稳定计划、收入保险、资源休闲补贴、价格调整投资补贴等政策在我国目前的农业政策体系中还未涉及。
(二) 关于“黄箱”政策。
所谓“黄箱”政策指对生产和贸易有直接扭曲作用, 需要限制和逐步削减的政策。主要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 农业投入品如种子、化肥等补贴。一般用综合支持量来衡量。协议规定, 自1995年开始, 发达国家在未来六年内 (1995～2000) , 在1986～1988年为基期的基础上, 削减20%, 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十年 (1995～2004) 削减13%。长期以来,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 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
(三) 关于“蓝箱”政策。
所谓“蓝箱”政策是指那些虽然对生产和贸易有扭曲作用, 但是以限制生产面积和产量为条件的国内支持政策, 是“黄箱”政策中的特例, 可以免除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蓝箱”政策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要比“黄箱”政策轻。目前只有欧盟、冰岛、挪威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使用。我国未实行蓝箱政策补贴。
三、我国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起步低, 总体补贴水平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农业补贴政策, 对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起步较晚, 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尽管政府提供了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 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 农业人口平均得到的补贴就很低了, 因此增收效果并不明显。
(二) 未充分利用WTO政策体系
1、“绿箱”政策中缺乏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
在“绿箱”政策中, 我国缺少6项与收入支持有关的政策。生产者收入稳定计划、收入保险、资源休闲补贴、价格调整投资补贴等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农业政策体系中尚属空白。
2、“黄箱”政策中支持利用不充分, 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更低。
按我国承诺的微量允许标准8.5%, 但现阶段我国农产品总的综合支持量低于此水平, 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更为薄弱。
3、“蓝箱”政策闲置未用。
我国对农业补贴的约束主要来自资金不足, 而非WTO规则的限制导致的“蓝箱”政策的闲置。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财力不断提高, 应尝试逐渐采用“蓝箱”政策以扩大补贴空间。
(三) 补贴手段单一且不均衡, 缺乏管理效率。
在补贴手段上, 我国的农业补贴资金大都来自于财政资金, 对金融及税收资金方面的应用少, 这一方面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资金的使用规模, 使得补贴力度不够大, 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除此以外, 我国的农业补贴还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例如在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业科研的发展以及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不够重视。目前, 我国的农业补贴管理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这样虽然有效地限制了一些部门乱用滥用补贴资金, 但也限制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 导致效率低下。
四、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一) 加大支持力度, 建立健全农业补贴法律法规。
对农业部门的政府干预是我国乃至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政策, 尽管《农业协定》中对削减各国对农业的补贴做了相关规定, 但是各国仍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更应该把促进农业发展作为工作之重, 应当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支持力度, 并且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使各个部门、各项工作都能有法可依地有效进行, 从而促进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稳步发展。
(二) 构建完善的“绿箱”保护体系, 充分利用“黄箱”支持体系。
“绿箱”政策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里属于免除削减以外的国内支持政策, 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绿箱”政策, 弥补尚未利用的空间,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大农业科研的发展和人员的培训等重点方面的投入力度, 构建完整的农业支持体系。充分利用不超过8.5%微量许可的“黄箱”政策,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调整支持目标和结构, 由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间接补贴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转变, 充分且高效地利用“黄箱”空间。
(三) 加强金融支持, 提高管理效率。
金融支持是促进我国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还不健全, 服务主体少, 能力弱, 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和农村的需求, 这就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应加快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增加服务主体的数量, 增强已存金融机构的能力, 满足农民的信贷要求, 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农业补贴管理体制也是制约补贴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长期效果不佳的局面, 因此应对我国现存的补贴体制进行改革, 实施统一标准, 统一发放, 统一管理的管理政策, 提高农业补贴的效率, 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应WTO框架下的完整的农业支持体系。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更应该注重促进农业的进步与发展。农业补贴政策正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在明确了农业补贴的相关概念后, 结合WTO《农业协定》,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我国在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补贴,WTO《农业协议》,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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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分析 第9篇
农业补贴是指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广义的农业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或支持。多指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 不会对农产品价格和贸易产生显著性的扭曲, 被WTO称为“绿箱”措施;狭义的农业补贴, 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 由于会对农产品价格和贸易产生明显扭曲, 被称为“黄箱”补贴措施。从农民受益情况看, 其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补贴, 如新疆地区棉农的农业保险补贴。另一种是间接补贴, 如农产品价格补贴, 比如我国原先采取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价格补贴。
2 我国农业补贴演变概述
我国的农业补贴19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 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1985~1992年间政府主要采取放开农产品价格的政策, 财政上的农业补贴相对较少。1992年以后我国对粮棉等农产品实行较大力度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 目标是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问题消除后, 粮食价格不断降低, 干预价格已失去保护含义, 而棉花更于1999年完全放开了价格。我国加入WTO之后, 原有的运作于流通领域、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农产品价格补贴逐渐开始转变。2004年开始, 粮食直接补贴从安徽等几个省逐步推广到全国。
3 我国农业补贴主要特点
从补贴的数量及结构来看, 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仅有的农业支持资金投入也偏重大江大河治理, 而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 与农业补贴强大的发达国家相比, 有很大差距。
从补贴的形式和执行看, 直补之前, 我国的农业补贴主要集中在流通环节, 如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种补贴方式使得农民利益流失非常严重, 往往是国家拿出的钱中最后到农民手上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最终使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的执行效率与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4 补贴政策新措施粮食直接补贴
粮食直接补贴是指直接支付给粮农而非通过流通等其他渠道间接转移的政府财政补贴。国外直接补贴有多种方式:如对农业生产者的不挂钩的收入支持、对农业保险的直接补贴、为保护环境所提供的直接补贴、限产计划下的直接补贴等。近几年随着我国直补的推行, 相关研究亦成为热点。
4.1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直补之前, 程国强 (2002) 提出一方面WTO规则要求补贴向着绿箱方向调整, 并要求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干预是引入直补的好契机;另一方面, 一些发达国家借机大幅抬高补贴额, 刺激农产品生产与出口, 又将使中国等补贴能力弱的国家面临更糟的国际补贴环境。
宋海英和周应恒 (2004)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揭示出美国实行直补政策的真正原因是其比实施出口补贴在经济上更合理。而且他们认为, 从生产、价格和贸易方面看, 直接定额补贴实质上属于“黄箱”政策。
多数学者认为直补应围绕三个目标:农民收入、粮食安全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但张照新、欧阳海洪和陈结 (2003) 在分析了2002年开始的安徽省的直补实况后用数字说明直补既无法实现稳定市场的目标, 也难以真正提高种粮农民的收入。
邓大才 (2004) 认为补贴的成本应遵循受益、责任和效率原则,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非粮食生产的城乡居民之间进行分摊, 并且非粮食生产者的责任承担通过税收实现, 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的分摊要考虑粮食产区与销区的划分。
郭玮、孙大光等对直补执行的建议大致集中在:直补农民与其它支持保护农业政策要配套实施;要减少补贴发放的中间环节、保障补贴资金安全;因地制宜地选择具体的直接补贴方式;补贴核定要简单易行等等。
粮食直补政策的实证研究方面, 刘鹏凌, 栾敬东 (2004) 对
浅谈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的现状与对策
吴新民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社滨州办事处, 山东
滨州256600)
要]在我国金融体系中, 农村信用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合作金融组织形式。长期
以来, 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内部控制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职权和责任未落实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滞后于业务发展, 使农村信用社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现状;内部控制对策
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制度是农村信用社为了规范经营行为, 加强经营管理, 提高经营效益,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运用现代企业内部管理理论, 在其内部建立起一整套具有规范化管理和控制职能的方法和措施。在我国, 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处于困境的因素有很多, 但就农村信用社自身而言, 内安徽省22个县 (市) 的12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涉及到农户的家庭成员情况及承包地面积、2002年和2003年农产品种植结构、粮食直接补贴的依据及金额、2002年和2003年粮食产量及销售情况 (包括销售量、销售价格、销售渠道) , 以及农户对这次改革的满意程度等内容。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安徽省所实施的粮食直补使农民受益、财政减负、改善了农业种植结构。
王姣、肖海峰 (2006) 利用PMP模型, 基于河北、河南和山东的调查数据, 定量评价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三种主要形式:按计税面积补贴、按粮食播种面积补贴和按出售给国有收购企业商品粮数量补贴, 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增产效果按播种面积补贴方式最优, 增收效果按计税面积补贴方式最优, 但增产增收效果当前都有限。
韩喜平等 (2007) 用粮食的生产函数和粮食的成本曲线、产量进行动态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支付同样成本的情况下, 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比实施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在增加粮食产量方面更有成效。
4.2 相关研究小结与分析
以上虽是简要概括, 但已看出国内对粮食直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着手定性分析补贴执行动因和执行规范; (2) 对国外的直补经验进行归纳阐述、对直补的具体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3) 直补的经济福利的定性分析、执行效果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面临WTO农业协议的约束, 粮食补贴从保护价格体系转向直接补贴是必然的, 但由于我国目前直接补贴的数额实在太小, 还难以对农业生产或农民收入产生较大的广泛的实质性的影响。如何在既有的直接补贴总金额下更高效率地操作直补政策, 使补贴对象选取与我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相结合以引导农业发展才是关键。将有限的粮食直补资金补在最需要的地方以提高其效率, 选取适当粮食种类建立合理补贴制度将引导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 推动农产品生产向专业部控制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内部控制建设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对实现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化、优质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5 小结
回顾我国开始农业补贴政策的50多年, 从粮食短缺时代的统购统收政策, 到我国对粮食实行按保护价的敞开收购政策, 粮农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粮食生产也没有通过补贴得到调控, 政策的效率与效果差强人意。直接补贴在带来较高的补贴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粮食市场的扭曲, 通过补贴对象的选择又能引导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 调整产业结构, 同时亦能促进粮农增收, 也是我国遵守WTO农业协定的必然选择。
摘要：首先回顾了我国农业补贴的演变历程及其特点, 继而简要评述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并总结分析。分析结果为直接补贴目前对农民收入及粮食生产影响有限, 但其作为农业补贴的必然趋势应与发挥我国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相结合以引导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 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农业支持,农业补贴,粮食直补,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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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农业补贴政策汇总 第10篇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政府单位陆陆续续发布了多项农业政策, 本刊整理了2016 年农业方面39 项补贴政策和近50 个可申报项目, 供各级农牧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参考。
1补贴政策大全
1.种粮直补政策
中央财政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安排补贴资金140.5 亿元。
2.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中央财政继续实行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 种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071 亿元。
3.良种补贴政策
中央财政安排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203.5亿元。
4.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 范围内实施, 补贴机具种类为11 大类43 个小类137 个品目。
5.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相衔接, 同步实施。
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政策
补贴234 亿元支持适度规模经营, 重点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
7.小麦、水稻收购价政策
2016 年生产的小麦 (三等) 最低收购价为每50 公斤118元;2016 年生产的早籼稻 (三等, 下同) 、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 公斤133 元、138 元和155 元。
8.产粮 (油) 大县奖励政策
中央财政安排产粮 (油) 大县奖励资金351 亿元, 奖励资金由省级财政用于支持本省粮食生产和产业发展。
9.生猪大县奖励政策
补贴35亿针对生猪养殖场、圈舍改造、良种引进、粪污处理。
10.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
积极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 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贷款试点。
11.菜果茶标准化创建政策
打造一批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蔬菜、水果、茶叶的标准化示范区。
12.防灾减灾关键技术补助
中央财政安排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补助资金, 在主产省实现了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
13.测土配方施肥补助政策
中央财政继续投入资金7亿元, 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14.推进粮棉油糖高产政策
安排20 亿元, 由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高产可持续, 提升粮棉油糖综合生产能力。
15.化肥、农药零增长政策
财政专项安排996 万元, 开展低毒生物农药示范补助试点。
16.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政策
补助8 亿元, 鼓励和支持还田秸秆, 加强绿肥种植, 增施有机肥, 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提升耕地质量。
17.设施农用地支持政策
支持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
18.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支持政策
粮棉油主产区140 个大县建立新品种展示示范点, 开展现场观摩活动和技术培训, 为农民选择优良品种、选用先进栽培技术提供指导和服务。
19.追溯体系建设政策
满足可追溯体系运行所需的装备条件, 强化基层信息采集、监督抽查、检验检测、执法监管、宣传培训等能力建设。
20.质量安全县创建政策
8000 万元财政补助资金, 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 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制度创设、模式总结探索、人员培训等。
21.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投入畜牧良种补贴资金12 亿元, 用于对项目省养殖场、生态农庄、家庭农场 (养殖户) 购买优质野味养殖或者种公羊和牦牛种公牛给予价格补贴。
22.畜牧标准化养殖政策
生猪类 (含野生动物) 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以及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
23.动物防疫补贴政策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补助政策, 畜禽疫病扑杀补助政策。
2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政策
国家继续在13 省 (区)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政策补贴190 亿元。
25.奶业支持苜蓿发展政策
中央财政安排3 亿元支持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片区建设, 片区建设以3000 亩为一个单元, 一次性补贴180 万元 (每亩600 元) 。
26.渔业柴油补贴政策
继续实施渔业油价补贴政策, 并对补贴方式和方法进行完善。
27.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支持政策
安排6 亿元转移支付资金, 采取“先建后补”方式, 按照不超过单个设施平均建设造价30%的标准实行全国统一定额补助。
28.农村沼气建设政策
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相配套, 在养殖业发达和养殖污染严重的地区以畜禽粪便为原料建设。
29.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政策
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积极探索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30.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
安排11 亿元农民培训经费, 在4 个整省、20 个整市和500 个示范县开展重点示范培育。
31.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政策
组织实施“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 遴选10 名从事种养业的优秀新型农民代表, 每人给予5 万元的资金资助。
32.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策
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管理体制, 明确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 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33.农民合作社发展政策
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 允许财政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
34.农业保险支持政策
中央财政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15 个, 中西部补贴40%, 对东部补贴35%。
35.扶持生态农庄、家庭农场发展政策
推动落实涉农建设项目、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抵押担保、农业保险。
36.扶持生态农庄、家庭农场发展政策
推动落实涉农建设项目、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抵押担保、农业保险、设施用地等相关政策。
37.发展规模经营政策
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
38.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
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再选择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9 个省 (区) 。
39.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政策
继续实施“以奖代补”政策, 安排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6 亿元, 协调加大对示范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1.农业部种养
(1) 畜禽良种基地项目申报;
(2) 商品粮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3) 小杂粮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4) 水产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5) 蔬菜 (食用菌) 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6) 茶叶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7) 花卉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申报;
(8) 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试点项目;
(9) 水果良种繁育示范基地项目申报;
(10) 桑蚕良种繁育示范基地项目申报;
(11) 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项目申报;
(12) 秸秆养畜项目申报;
(13) 沼气工程项目申报;
(14) 经济林类项目申报;
(15) 设施农业类项目申报;
(16) 高产攻关作物项目申报。
2.加工
(1) 粮食加工项目申报;
(2) 果蔬加工项目申报;
(3) 畜产品加工类项目申报;
(4) 油料加工类项目申报;
(5) 水产品加工类项目申报;
(6) 生物工程类项目申报;
(7) 农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申报;
(8) 食品加工类项目申报;
(9) 液态奶加工类项目申报;
(10) 酒花麦芽类加工项目申报。
3.流通设施
(1) 保鲜类项目申报;
(2) 集散地批发市场项目申报。
4.基础建设
(1) 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申报;
(2) 节水灌溉项目申报;
(3) 田间水电路改造项目申报;
(4) 中小型灌区水库改造项目申报;
(5) 盐碱地改造项目申报;
(6) 沙荒地改造项目申报;
(7) 草地建设项目申报。
5.发改委
(1)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
(2)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申报;
(3) 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项目申报;
(4)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专项项目申报。
6.财务部
(1)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
(2)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申报;
(3) 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项目申报;
(4)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专项项目申报。
7.商务部
(1)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项目;
(2) 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项目。
8.科技部
(1)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申报;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申报;
(3) 国家推广计划项目申报;
(4) 国家高新技术科研项目申报。
3资金额度
1.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和“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 (300~800万元)
2.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50~300万元)
3.农业综合开发林业专项 (不低于120万元)
4.农业综合开发新型合作示范项目 (50~200万元)
5.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 (500万元左右)
6.现代农业园区试点申报立项 (1000~2000万元)
7.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不低于1000万元)
8.扶持“菜篮子”产品生产项目 (300万元以内)
9.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 (良种繁育、优势特色种养项目200~500万元)
10.大中型沼气工程中央投资项目 (100~200万元)
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实施与运行 第11篇
农业保险旨在保护农民利益
在整个农业系统链中，农业灾害一直是重中之重。由于农业灾害多属巨灾，一旦成灾则损失巨大，如何应对农业灾害发展农业保险则又是农业问题研究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农业保险能够为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是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措施，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从农民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对农民经济损失的资金进行补偿，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提升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从政府角度来看，农业保险不仅能够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还能够放大政府补贴的效果。与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农业灾后救济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而且无法克服平均分配的弊病，难以和实际灾害损失相匹配。
保费补贴成关键手段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农业保险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费补贴，而农业保险的损失赔偿通常要超过保费收入，起到了放大政府补贴的效果。
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开始对部分农业保险品种提供保费补贴，揭开了我国财政对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序幕，对于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过去的几年间，我国不断总结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经验和办法，最终形成了目前我国采用的农业保险的保费由中央财政承担40%，省级财政配套20%，地市县级财政配套20%，农民只承担全部保费20%的财政补贴模式。2012年，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创历史最高纪录，当年中央财政出资100亿，省市县出资100亿，余下由农民承担，最终形成当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240.6亿元，同比增长38.3%，为1.83亿户次农民提供了9006亿元风险保障，向2818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148.2亿元。
农业保险作为粮食安全网中重要环节的角色定位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并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正是在这一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成为国内财险市场车险和企财险之后的第三大险种，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正是在这一年，主要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普遍盈利，昔日的“鸡肋”业务开始成为各财险公司竞相争取的“优质”业务。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面临诸多问题
我国农业保险补贴金额和补贴范围的不断提高，对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但是，现行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还面临如下问题。
其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部分地区和县级行政无力落实中央财政补贴配套资金，导致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出现死角，出现经济发达地区财政补贴充裕到位，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补贴不能充足到位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尤其是部分农业大县财政补贴匮乏，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程度。
其二，部分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通过自行调增农业保险保费等方式，虚报冒领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甚至导致经济犯罪。同时，部分地区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滞后，造成保险公司形成大量应收保费挂账，甚至形成坏账，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对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其三，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但如果监管措施失灵，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损失转嫁给政府或者保险机构的成本高昂的风险转移机制。因此，要建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估制度，以保证农业保险费率制订机制科学合理，防止保险公司不当盈利，违背政策型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最后，目前我国各类农业保险补贴属政策层面，缺乏制度约束与机构监管，可能会出现发放的随意性，或出现多头多次补贴、补贴对象欠公平、操作程序繁琐、补贴资金到位不及时等问题。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研究综述 第12篇
补贴理论源于对产业的保护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采取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的方式, 对从国外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进行限制, 多少能够确保国内从事这类商品生产的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因此, 禁止从外国进口活牲畜和腌制食品就确保了英国畜牧业者对国内肉类市场的垄断。”[1]此后, 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产业保护理论。他们的理论是在比较不同国别同类产业的基础上, 从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角度提出来的,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 即使与国内其他产业相比, 某些产业也存在弱质性和正外部性。亚瑟·塞西尔·庇古是真正从经济学角度全面系统论述补贴问题的学者, 他认识到某些产业存在正外部性, 并建议给予其适当的补贴, 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方案。该理论为补贴的实施提供了令人更为信服的理论依据, 使补贴不再像贸易保护一样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从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2个方面入手, 认为农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单靠市场无法提供有效供给, 政府应该适当补贴农业。这就为农业补贴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2]。
2 关于农业补贴水平的研究
早在1955年, 加拿大经济学家巴伯在《加拿大关税政策》一文中, 就已经提出了有效保护 (Effective Protection) 的概念[3]。1966年, W.M.Corden较为完整地阐释了关于农产品补贴水平的理论。他建议, 用国内市场农产品增加值和国际市场农产品增加值的差额与国际市场农产品增加值的比率度量农产品补贴程度[4]。20世纪80年代, 由于认识到国内支持政策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作用, 乌拉圭回合谈判将国内支持水平的高低确定为谈判的焦点之一。受此影响, OECD将与农业政策相关的转移支付分为三类并加以衡量, 具体为生产者补贴等值 (Producer Subsidy Equivalent, PSE) 、消费者补贴等值 (Consumer Subsidy Equivalent, CSE) 和一般服务补贴等值 (General Services Subsidy Equivalent, GSSE) , 三者的总和就是补贴等值总量 (Total Subsidy Equivalent, TSE) 。1995年开始实施的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确定了WTO框架下的国内补贴纪律, 具体由现行综合支持量、绿箱补贴、蓝箱补贴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4部分组成[5]。由于目的不同, 这两种方法自然就存在差异, 主要体现在分类标准和政策覆盖面以及计算口径等方面。Dimitris Diakosavvas运用上面两种方法分别计算了样本国家的农业补贴水平。结果发现, WTO方法较OECD方法普遍要高。
3 关于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研究
关于政策效果的研究是农业补贴政策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Bhagwati认为, 农业补贴降低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 增加了贸易各方的净福利, 双方消费者都从中获得了好处[6]。Macarena Dagnino和Frank A.Ward提出了农业节约用水的经济理论, 实证分析了北美格兰德河子流域灌溉农业的节水作业情况。结果表明, 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调整为滴灌补贴, 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 还提高了粮食产量[7]。Christopher Chibwana、Charles B.L.Jumbe和Gerald Shively运用两阶段模型研究了非洲马拉维地区的农业以及森林面积情况, 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森林砍伐和农业扩张, 反而削弱了砍伐森林的速度和程度[8]。与正面评价相反, 部分学者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给予了负面评价。Claudio Paiva首次采用引力模型, 利用152个国家和地区1990-1993年和1999-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后认为,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 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9]。Christopher R Mcintosh、Jason F.Shogren和Erik Dohlman通过试验手段, 模拟分析了补贴政策下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及其效果。结果显示, 增加农作物播种面积不仅不能减少生产经营风险, 反而使农民可能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 进而还会削弱农产品市场的有效性[10]。
还有个别学者对评价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持悲观态度。Ela ATAÇ对土耳其农业政策评价后认为,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土耳其已对其农村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农业补贴和其他政策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 而以上政策之间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这使得无法单独评估补贴政策对改造土耳其贫困地区的效果[11]。
4 关于农产品世界贸易规则及其影响的研究
“乌拉圭回合” (Uruguay Round) 谈判1994年达成的两项多边贸易协议《农业协议》 (Agreementon Agriculture, AA) 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Agreementon Subsidies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SCM) , 是目前规范农产品世界贸易的基础性规则。此前, Jackson认为, 法律、制度、政治因素和非正式规则是影响世界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 各国间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基本动力。以此为依据, 他提出了一系列世界贸易运行应该遵守的经济原则, 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检验[12]。随着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生效, 有关该协议影响及对策方面的研究开始涌现。Dominique van der Mensbrugghe和John C.Beghin特别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后提出, 如果农业贸易改革按既有模式继续进行, 预计到2015年中国农业的增加值将减少70多亿美元, 是全世界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国农业的有效就业人数将降低6.6%,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13]。2001年, “多哈回合” (Doha Round) 谈判正式启动。2004年8月, WTO总理事会议达成《多哈回合框架协议》 (Doha Round Framework Agreement) , 美国及欧盟承诺将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及降低进口关税。2005年1月, 在我国香港举行的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香港部长宣言》 (Hong Kong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在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达成框架性协议。以上两个标志性文件成为此后研究的新热点。Anderson等估算后认为,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达成的框架性协议, 将给全世界带来400多亿美元的福利[14]。Chun Kwon Yoo、Munisamy Gopinath和Hanho Kim研究了多边贸易改革对韩国农业的影响。他们采用1970-2009年的有关数据, 估计了韩国农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测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结果发现贸易改革提高了韩国农民的边际生产力[15]。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依然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视。ÖNER GÜNÇAVDI、SUAT KÜÇÜKÇİFÇİ和AYŞE AYLIN BAYAR利用1968-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 研究了土耳其实施的一系列农业结构调整方案, 并立足不同假设分析了其前项与后项联系以及经济总量的变化[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