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上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于是，中央决定研究和平发展道路问题和加强和平发展道路的宣传。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在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进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走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民之路。
一、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
l、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积极变化。
由于国际力量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加速从两极走向一超多强;国际上遏制冲突和战争的和平力量将继续发展壮大，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会得到更加有效的遏制;各种冲突和战争，其规模、目标、强度等局限性也在增大、可控性进一步增强;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这些因素使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中国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直接全面的军事威胁。
2、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赶上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稳定发展的道路。
3、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和平发展的优势。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雄厚，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市场尚未完全开发，人才的素质较高而且使用成本较低。这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执政能力和动员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带来政局稳定、民族团结。这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制度支持。先进的思想意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增强了13亿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支持。
二、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极霸权的世界力量结构宣布“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曾宣扬要单独领导世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大大增强了其综合国力。“一超多强”的世界力量结构逐渐形成。“一超多强”意味着“多强”可以崛起为“多超”，这种担心权利的转移与再分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力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
美国一直明里暗里，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非常提防中国。美国全方位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在经济上，借口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将其国内经济衰退归咎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利用知识产权问题在WTO起诉中国并扬言经济制裁等等;在科技上，限制美国高新技术及产品输入中国，阻止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阻止其盟国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在政治上，利用人权问题打压中国，支持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等;可以说，美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2、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当中有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不确定的因素。
我国周边安全形势缓中有紧，从大环境讲，我国周边环境比较平稳，但从发展上来看，潜在危机不少。从战略全局看，面对中国在全球及亚太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上升，中国周边各主要力量对华地缘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双重性。在谋求一极主导与谋求多极化进程中的较量中，大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将会突出，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上升。此外在中国周围分布着诸多强国，冷战后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有四个在此角逐。
3、国内的一系列根本性挑战
外部的制约不是根本性挑战，真正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是来自国内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超大规模发展难题”、政治和文化及自然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根本性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上对我们中国的战略疑虑相对增大，西方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要扼制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所以他们提出“对冲”中国发展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带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思潮，原因是他们对我们有一定的误解。怎样成功化解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疑虑，方法是坚持增信释疑，积极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糯康案发生在东南亚的主要毒品产地“金三角”地区。案发后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的执法部门组织了多次围捕行动。对于糯康犯罪集团贩卖毒品、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各国的法律对此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国际社会已经将毒品犯罪列为同贩卖黑奴等恶劣的犯罪行为予以惩治。案件处理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重叠甚至矛盾的地方，如何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显得颇为重要。
【关键词】 糯康案；国际法；国际合作
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具有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性质、主体、渊源、效力根据。使用空间、调整对象和实际执行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二者相互独立，互不从属；另一方面，国际实践也表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存在并不是彼此孤立无关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吸收，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法律位阶上，我国立法一般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例如，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①。我国一直积极履行所参加的各类国际条约，积极承担条约的义务，维护国际法的尊严，同时树立了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形象。
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中认真合作，积极配合，终于在案发后80余天理将东南亚这一特大犯罪集团一网打尽，体现出国际合作在国际法执行阶段起到的重要作用。国际合作原则是指各国不问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义务在国际关系方面彼此合作，具体体现为：一、合作以及维持和平；二、合作以及促进人权的发展；三、合作处理经济、文化、社会、技术、贸易等国际关系；四、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②有效的国际合作能够便捷各国的信息交流。对于联合执法，共同打击跨国违法犯罪行为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从本案可以看出，中老缅泰间有力的国际合作对逮捕犯罪嫌疑人，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局势起着巨大的影响，其卓有成效的结果也足以反应国际合作在国际法实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糯康等人被顺利逮捕归案。但是接下来如何惩治此类犯罪，适用哪国法律制裁犯罪涉及到国家的管辖权问题。糯康是缅甸人，缅甸对其具有属人管辖权；此案发生地位泰国，泰国对其具有属地管辖权，而且糯康犯罪集团在我国船舶上杀害我国公民，我国法律对其也有相应管辖，在几个国家存在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一般考虑具体犯罪情况，各国受害程度，国家关系等因素，通过国家间协调解决，其中重要的判断标准便是国际法中关于管辖权的规定。
国家的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和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1949年国家权利宣言明确指出，各国对其领土已经境内之一切与物，除国际法公认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我国实施对糯康犯罪集团的审判工作，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是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的。其一，糯康等人在湄公河“金三角”流域从本案犯罪活动。依照国际惯例，这些犯罪活动均可以选择适用犯罪地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国家的行使管辖权。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都适用本法；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其中，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犯罪。由于本案的案发地点虽然在外国境内，但是在中国船舶上，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根据属地管辖原则，我国具有司法管辖权。其二，糯康等人杀害的是中国公民。保护原则作为国家基于保护本国和国际利益而设立的一种管辖权，主要是针对非本国人在本国领域外而实施的侵犯本国国家与国民利益犯罪，也是国家自卫权在刑事法律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2011年10月5日，糯康等犯罪嫌疑人为了索取高额保护费，登上中国船只“华平号”和“玉兴号”，而索要未果的情况下，武装杀害中国13名船员，抛尸江水。③这一举动心狠手辣，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的生命权，也侵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基于保护原则，我国对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司法管辖权。因此，无论适用属地管辖权原则，还是适用保护管辖权原则，我国对糯康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均有管辖权。
实际上，跨国法律合作是最高形态的国家间合作。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一旦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就意味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合作关系的形成。但是各国的法律与本国的传统习俗，行为习惯、地理位置，民族精神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差异背后反映出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要寻求有效的跨国法律合作，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国家间应当互相尊重各国文化，求同存异，互惠互利，通过外交等途径加强交流，寻求跨国法律合作的契机。
国际法是各个国家自发协议或者在国际组织引导达成的一致协议，它在促进国家间合作发展，调解各方冲突，统一不同立场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其不具有严格的制裁措，但是，基于自愿协议，为了维护国际形象，各个国家均会认真遵守。国际法已经渐渐为各国的国际行为准则。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国依照国际法中的相关规定和共识进行外交活动，避免了许多无意义的矛盾浮现，也降低了国际交流中解决冲突的代价和成本。
本案的成功处理无不得益于国际合作，国际法规制等因素。我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了解、互助、合作等关系，在国际上就同一问题达成利益关系上共识，这不仅仅可以为国家的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大环境，还可以在多方面的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推行。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
②喻锋，黄德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联性剖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4.8.
③糯康等四人被判死刑[EB/OL].凤凰网.[DB/OL].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1/07/18930439_0.shtml，2014-5-6.
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汇率偏利测度研究井未成熟。引起人民币汇率偏低的主要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中国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应选择的策略。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
1、人民币汇率偏离问题的背景
实际汇率偏离(real exchangerate misalignment)是指实际汇率对均衡实际汇率的偏离，衡量实际汇率高估和低估最常用的指标是实际汇率偏离幅度，即实际汇率对均衡汇率偏离百分比。估计实际汇率偏离程度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最富挑战的问题之一。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增长迅猛，但是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数量激增的问题也越发突出。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的美元过度供给和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07年6月12日，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半年度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家”，但是依然使用了较为强硬的语气再次指责了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同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卡斯、首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于联名推出一个新的有关汇率的法案草案，草案提出“汇率偏离”的概念，取代了近年来常用的“汇率操纵”。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该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督的补充决议，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对《1977年汇率政策监督决定》的审议。IMF的汇率监管框架作了如下调整：关于为某种目的操纵汇率以及何时应该干预外汇市场目前存在三项原则，本决定增加了第四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应当避免采取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这是3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对汇率政策监督决定进行修改，意义重大。
这次汇率监督政策调整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推进并完成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上任伊始就在lMF运营委员会会议上表示，IMF的第一要务是将自己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汇率监管”之上。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平衡正受到个别国家汇率扭益的严重影响，这要求IMF必须严格制止汇率扭曲的情况发生，“无论那些国家有什么理由都必须受到制止”。很多国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项政策调整并不完全赞同，早在2006年，周小川行长就表示过，IMF如果放弃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关注，而转化为一个以类似汇率国际监管机构的角色，将导致IMF偏离其设立之初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爆发的宗旨，“这对全球金融稳定是很不利的”。他强调基金组织应始终遵循促进全球汇兑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宗旨，尊重基金组织章程赋予各成员国在决定汇率制度上的自主权。基金组织应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监督，防止主要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并督促有关国家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避免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监督机制的设计必须切合实际，充分考虑各成员国的国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正在通过所谓第四条款咨询会的形式同成员国进行磋商。在即将发布的报告中．基金组织会对成员国的是否存在严重的汇率偏离进行评价。与此同时，7月26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之前提到的关于汇率偏离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如果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在被认定为有“根本性偏离”后没有得到改正，美国要采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各种惩罚措施。
对于汇率监管的四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具体的七项评估指标，其中包括评估是否存在根本性汇率失调；而具体的评价方法就是看一国实际汇率是否与均衡汇率存在严重的汇率偏离。关于汇率偏离的研究，在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构造汇率偏离指数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是颇有争议的。”，即使对于同一个国家的同一时期进行分析，不同文献往往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Soto关于智利实际汇率的研究表明，在80年代末智利比索被高估；但Dombusch等的结论．是，当时比索应是被低估了。最有意思的是两名IMF的经济学家Steven Dunaway和Xiangming Li做了一项研究，对人民币低估程度的八种不同评估方法进行了检测：取决于所用的方法和假定，它们的结果在0到几乎50％的范围之中。IMF研究部门“CGER”－Consultative Group on Exchange Rate Issues(汇率问题咨询部)于2006年10月提出一套评估汇率偏离的新的方法的概要，CGER最初的关注焦点在工业化国家，但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的重要性逐步凸现，CGER将这些关键市场国家纳入整体的考虑范围。因此推出这套对以前的方法进行了修正的由互为补充的三种子方法组成的新评估方法。具体包括：The macroeconomic bal-ance approach(宏观经济平衡法)，它主要是采取在经常账户和由基于一组宏观基础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立起的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再经过实际汇率调整来进行估计的方法；The reduced-form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approach(简约一般均衡模型法)它是以一个国家海外净资产，可贸易品和非可贸易品产出增长率，进出口贸易比率等作为基础变量建立均衡模型进行估计的方法；The externaI sustainability approach(外部支持法)，是基于某一计量标准针对经常账户实际余额与该国持有的国外净资产头寸余额的差额进行计算。该差额将被转化为实际利率变动。从中期看，假设该国拥有一个特定的中期经济增长率，其实际利率变动将使交易账户余额与国外净资产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CGER宣称：尽管他们目前的研究均显示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同的估计方法所产生的误差基本相同，但是采用某些特殊的方法或将不同国家信息条件整合到跨国的理论内在局限性仍然会造成某些差异。不同方法的各有优缺点，例如，ERER理论对于拥有短期样本的国家会略显不够准确。同样，ES理论可以用来评价由于ERER和MB理论不同的汇率误差所产生的对外头寸的实际意义。他们认为当为了得到使汇率评估的稳定性增强的结果而采用不同的经验主义方法时，这反而将不可避免的导致评估的不确定性。这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例如潜在宏观经济联系的不稳定因素，不同国家间此种联系的差异，某些变量度量标准所引发的明显问题，以及模型本身的缺陷等。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其中有些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结构性的变化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数据的可用性以及对取样的时间长度的
要求将更严格。
总而言之，基于均衡理论的汇率偏离测度研究并非成熟，而是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争论，判断一种货币是否真正偏离，具有很大的难度，并且由于均衡理论要求的对宏观变量的前提假设，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只是这种主观性被模型本身所隐藏起来了。相对于汇率操纵这样更加具有主观性的字眼，汇率偏离似乎显得很客观。如果确立起一个看似客观的标杆来进行汇率偏离的比对，将会更容易对类似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类似日本等发达的贸易国进行汇率问题的压制。
我们不排除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放缓将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很多机构调低了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例如高盛公司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8％，远低于其此前预计的2.6％。纽约投资研究公司Graham Fisher常务董事罗斯纳最近指出，问题最大的按揭贷款多是在2005年底和2006年放出的，这些贷款还款拖欠率的高峰期可能要到2008年第二季或第三季才会出现。而美国房地产市场本身也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美国商务部公布8月份房屋开工率与2006年同期相比，呈缩水191％。8月建筑许可减少5.9％至低于预期的130.7万户，创1995年以来最低。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远未消失，美国经济在2008年将有可能陷入低迷。美国经济的问题本身是由于2001年以来实行超低利率的扩张政策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的密集加息给经济猛踩煞车的紧缩政策所导致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政府和舆论导向。很有可能会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引向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低估上面来。而美联储为了挽救经济而采取的降息政策．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美元流动性增加，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
2、引起人民币汇率偏离的原因
逐步增加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且最终建立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2005年中国实行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不断升值，预计到2007年底累计升值幅度将超过10％。这充分说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来说确实有升值的需求。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考察应该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客观的视角，这样的分析结果才能作为我们未来经济决策的依据。我们认为引起人民币汇率偏离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两个方面：
1)引起人民币汇率偏离的主要内部原因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表明，由于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汇率升值是经济景气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不断攀升，而人力资源成本最近也有增加的趋势。这些原因都导致了人民币有内在的升值需求。我们观察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日本70年代初非常类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连续20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贸易盈余增加明显，此时日元面临较大升值压力。日本在1971-1973年和1975-1978年两个阶段大幅度提高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总升值幅度超过50％。同时，日本政府从7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刺激国内消费，其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从4,000美元上升到10,000美元。整个70年代日本的通货膨胀也保持在5％．20％之间，从而使日元实际汇率不断上升。通过名义汇率调整以及适度通货膨胀，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等政策的实施，带动整个日本经济产业的升级，提高了日本的社会福利，并成功抵御70年代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日本经济在整个70年代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韩国经济发展在80年代中期进入韩元对美元的升值阶段，这个升值也是因为韩国经济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基本面变化所推动的，1985年底到1989年4月，韩元名义汇率相对于美元升值34％，而同期国民工资也大幅度提高，CPl也在高位运行，共同推动韩元实际汇率上升，缓解了韩元的升值压力。由于本次升值是因为韩国经济增长本身推动的，升值期间的韩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高速，甚至到90年代初还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说这个阶段韩元的升值不仅促进了韩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同时也提高了韩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但是名义汇率调整幅度不大，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依然保持在低位，导致了大量贸易顺差的积累，人民币实际汇率确实存在着升值压力。结合日韩经验，小幅调整名义汇率，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并通过适度通货膨胀手段提高实际汇率水平应该是目前我国可取的做法。
2)引起人民币汇率偏离的主要外部原因
现在的世界经济环境和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韩国所处的情况又有不同，我们不能机械比对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就可以忽略人民币未来汇率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由于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和美元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加剧，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原因可能还部分来自于外部因素。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受到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面临衰退风险。美国政府对内采取超低利率的经济政策，鼓励和刺激信用消费；对外推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石油价格从2002年的每桶26美元暴涨到目前的每桶80美元。油价的飙升刺激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美国的持续扩张的经济政策依然导致了美元本身不断走低、美元体系的流动性泛滥的趋势持续。世界范围内的资产价格上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历史上，资产泡沫一般只出现在个别类型的资产上，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集体暴涨的事情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本身的超扩张性。由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系统流动性近年来大量增加，导致资产价格的暴涨。自2001年以来美国增发国债的数量就达到近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接近过去50年来的美国国债数量总和的一半。信贷不断扩张所带来的经济风险日益加大，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危机就是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失控所导致的。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降息的政策来挽救信贷危机，未来不排除美元流动性过剩又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美元流动性的泛滥使得美元对世界大部分国家货币都有贬值的压力。欧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从2002年至今已经升值了80％，日元升值了30％。而考察与美国贸易关
系紧密的海湾石油出口国，我们发现这些主要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科威特通胀于2007年3月份达到历史高位14.8％，阿联酋通胀已经达到了19年高位93％，沙特通胀达到了7年高点38％。这样巨大的通货膨胀推动海湾国家货币的实际汇率不断走高。科威特和阿联酋不仅跟随美国联储采取了减息措施，更是不得不放弃了盯住美元的一贯货币政策，而对自己的货币重新估值。美元的不断贬值是导致其采取盯住汇率政策的贸易伙伴国经济体的巨大通胀压力的原因。因此，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我国近期的通胀压力是否与美元流动性过剩有关。美元是世界上唯一所谓清洁浮动的货币，在美元汇率不适当的时候，美国习惯于动用政治手段强迫其他货币调整，从而把汇率调整的压力和经济调节的压力转给其他国家。近期以来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越来越来大也是因为美国经济确实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转嫁其内部的部分压力。
我们应该更加全面的考察汇率和货币政策问题。近期美元持续走低对美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越来越大，美元受到另一个世界货币欧元的挑战也日益增加，甚至有些国家已经采用欧元作为石油的结算价格，这给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美元流动性过剩会长期持续，对于未来市场美元流动性的可能不足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即将卸任的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9月7日在意大利伽诺比奥举行的安博思论坛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发生这种情况的证据，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有必要考虑在资本流入枯竭或者逆转的情况下采取什么对策。回顾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情况，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元面临巨大贬值压力，以至导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随后的两年，美元持续低迷，世界经济对美元的信心亟需重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到1974年初，原油价格上涨了400％。这就导致由于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大量增加，并且欧佩克国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手段使得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现在美国经济也面临流动性过剩和美元信心不足的问题，假设伊朗等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局势失控，石油价格有可能进一步走高，如果美联储届时大幅提高利率，就会促使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的情况发生。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将会面临高油价和资本外流导致的经济通缩风险-的考验。
3、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策略选择
经过近30年来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目前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国民收入稳步提高，汇率改革稳步深入，资本市场日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迎来重大战略机遇。但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矛盾也日益显现，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我们的经济政策应该要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前瞻性，这样才能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顺利实现。在对影响人民币汇率偏离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抓住人民币汇率调整机遇，引导经济均衡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一直较高，进出口总额增加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70％，比1978年高出60个百分点。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到目前的发展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积累作出很大贡献，同时，大量较为廉价的贸易品的输出也缓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改善了它们国民生活水平。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状况越发显著。汇率偏离过大也会带来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抑制贸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发国际贸易冲突等负面效应。人民币汇率偏离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是以牺牲国内消费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为代价的(Willilamson 2005)。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将会主要来自于国内需求的真正增长和国内消费的扩大，这也是强国富民，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参照日韩等国的发展经验，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佳汇率政策应该是名义汇率小幅升值，积极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让全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结构深入转变，提升发展质量。日韩经验表明，名义利率的小幅攀升不仅不会对出口部门造成实质性影响，反而会积极促进这些部门的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从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人民币的升值也将会抵消一部分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我们主张在经济依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采取小幅汇率升值的政策，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调整汇率偏离程度是政策目标，但是调整的路径选择必须打破市场投机资本的预期。可以选择变速跑的方式，结合国内外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相机抉择。实际上，日本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日元汇率整体大幅升值的过程中，1973－1975，1978－1980，1981－1982这三个阶段日元都是贬值趋势的。采取这样的政策除了打破预期缓解国际热钱投机冲击以外，对于国内贸易部门内部调整和核心竞争力提升都是有利的。
2)提升金融领域科研创新能力，逐步掌握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
不论是国际货币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根本性失调的考察，还是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关于汇率偏离惩罚性的议案，其背后的关键内容是对提出广泛被接受的宏观模型来对汇率偏离本身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度和评价。在人民币汇率偏离问题研究上，我们要能够做到积累数据，准确统计，部门协调，科学研究。在我国现行可调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要更加重视应急问题的研究和汇率风险预警监管。深入了解不同汇率模型的适用条件和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方法，达到客观测度，定量分析，合理建议，科学决策的目标，从而在人民币汇率偏离问题上我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掌握主动。通过不断提升我国金融领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逐步掌握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是我国金融事业跨越式发展，增强核心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
3)注意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控制流动性结构性过剩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遇到重大问题，1985年，日本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到4％左右的时候，依然采取了货币大幅升值的策略。同时，日本政府当时主要精力都放在控制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上面，没有有效遏制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由此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实体经济通
胀的严厉控制导致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而资本市场的繁荣使得日本银行系统原有的优质客户纷纷转向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银行系统为了追求利润将大量贷款输送到房地产市场，优质客户资源的丧失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导致日本主银行制经济体系的危机。所以，我国经济政策在关注实体经济通货膨胀的同时，更要严密监视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实际上，经济体的流动性过剩往往是结构性的，这也是由资本的逐利性所决定，通过提高利率抑制流动性过剩并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往往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房地产市场等过热部门对利率的敏感性很低，而很多产业部门却会因为利率的攀升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甚至亏损，行业内的流动性有短缺甚至枯竭的风险。对于流动性结构性过剩如果控制不好，将会造成冷门部门更冷，热门行业更热的局面，对整个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利。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从提高国民收入扩大消费和采取针对具体行业和领域的调控措施两个方面来入手。最近提高第二套住房首付比例和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比例等手段就是比较好的调控措施。对于流动性缺乏的经济部门应该采取更多的倾斜和鼓励发展的政策，调控的目的要达到国民经济健康全面有序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根本措施还是应该放到促进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上来。
4)积极促进我国经济内部充分发展，创造资本账户开放条件
中国经济未来战略着眼点应该是经济体内部的充分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大发展将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会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充分发展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强劲高速增长，也只有这些地区充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完全树立。我们应当将战略重点放到内部经济充分发展上，提高国民收入，促进消费，积极引导经济资源向这些地区有序流动，促使这些地区的从自发无序的发展模式向自觉高效的发展模式转变。金融体系安全发展是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避免我国银行体系出现类似日本主银行体系的重大危机，经济体内部的充分健康发展会给金融体系安全提供来自基本面的重要保障。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未来逐步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是必然趋势。但是人民币的升值时机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条件的成熟。加八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资本管理的难度日益加大，但是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率先采取浮动汇率机制可能会化解资本账户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十年来的经历突出表明汇率浮动之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会面临的巨大风险。许多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后出现资本逆向流动问题，被迫使他们退出盯住汇率机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底，泰国在1997年7月，巴西在1999年初)。即便在经济有利的状态下，汇率浮动制度没能建立就开放资本账户，就可能导致汇率偏离并影响国内流动性，宏观经济内部外部失衡也可能出现并可能会诱发国际资本投机性攻击。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货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应该是在我国内部经济充分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才可开展。但是初步我们可以采取在与贸易伙伴的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交易中采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方式逐渐确立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地位。
5)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谐
能源安全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国际原油价格不断走高，我国石油进口数量也逐年递增。人民币汇率调整有利于我们降低石油进口成本，抵御高油价带来的成本压力。但是解决能源问题更重要的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中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地区经济和中国经济充分融合，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要和这些国家形成能源战略合作关系，还要加强与它们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些国家因为地缘优势，完全可以作为我国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在我国经济结构提升之后，可以与它们形成产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经济共同体，更好的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既定外交主张，促进地区和世界和谐发展。同时我们还要加强与俄罗斯，非洲，南美洲等国家的能源战略合作确保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安全。随着能源安全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我们通过增加进口将会有效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压力。我们的能源安全国际合作一定要做到长期合作，深入具体，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谐发展。能源安全是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金融领域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而通过强有力的金融系统支持我们才能掌握国际能源市场战略制高点和话语权。从金融角度思考能源问题，认真研究能源战略的金融配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事关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汇率偏离的衡量和纠正应该在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市场化趋势不变的条件下有序展开。影响汇率偏离的原因很多，我们必须客观全面的考察这个问题，并基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会不断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国际收支动态平衡，金融系统效率提高。而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起一个与经济发展模式不断互相适应和促进，确保中国经济未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汇率制度。
本文作者：方兆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 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生院金融工程研究所硕士 笪 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硕士
责任编辑：姚开建
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4篇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版权输出的品种进一步增长，输出引进比例进一步优化；二是随着对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重视，政府有关部门对走出去的鼓励和支持力度也在日益加强；三是中外出版机构对我国出版走出去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方法不断创新。
内容是源，出版是流。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未来，不光是出版之间的融合，更是出版与新技术的融合。我国出版业需要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舞台上开展合作，交流。本专题将从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策略评价、竞争分析、专业出版的路径选择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
世界创意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2003-2012年，世界创意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在10年间从2237.95亿美元增长至4737.91亿美元，总量增长2499.9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9.09%。中国出版产业在高速发展的国际市场中竞争力如何，应如何把握国际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传媒产品出版规模不断增长，整体份额仍需提升
10年间中国传媒整体的国际市场份额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03年的2.07%增长到2012年的6.01%，增长了近2倍，但是整体上中国传媒的国际市场地位并不高，整体市场份额仅有6%。
中国传媒类产品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在10年间增长3倍多，由2003年的40.42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89.99亿美元，增长370%。中国传媒类产品出口自2003年开始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其中2007年同比增长101%，除了2009年出口有一定的滑落外，10年来一直呈正向的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55%。
在中国传媒类产品出口结构中，新媒体产品占据绝对优势，比重超过2/3，并且在2003-2012年10年间其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出版物产品比重超过视听产品和音乐产品，从2003年至2006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2007-2008年有一定下滑，直到2010-2012年比重开始重新攀升。
二、出版物产品增长速度较快，国际竞争力逐年提升
数据显示，中国出版物产品出口额在10年间增长近3.5倍，从2003年的6.5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29.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9.3%。在2009年之前，出版物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较快，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在2009年之后速度逐步放缓，但每年依然有两位数的增长。总体上10年间出版物产品出口取得长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出版物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数据显示，中国出版物产品的国际优势并不明显，其占国际市场份额相对较低，但增长速度快，2003年其国际市场份额不足2%，而2012年增长为7.67%，10年间国际市场份额增长了近4倍。10年间其增长趋势为持续上升，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数据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在逐年提升。
中国出版物产品在10年间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贸易顺差额从2003年的2.7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18.6亿美元，增长速度较快，在10年间贸易顺差额增长了近6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并且.其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长。
中国出版物产品出口结构以图书出口为主，其出口比重占到60%以上，而报纸期刊类在大多数年份不足10%，其他出版物比重占l/3左右。总体上图书出口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报纸期刊自2009年以来下降速度较快，到2012年不足1%，而其他类出版物的比重在上升，这一趋势可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变化有关，电子媒体的兴起，导致纸媒的衰落。
10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物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港澳台市场比重达到50%，而北美和欧盟市场比重合计为40%，说明2003年中国出版物产品主要销售港澳台的华文市场。而2012年，北美已成为最大的出口市场，比重达到30%，欧盟市场比重也增长至23%，同时其多元化程度也有所提升，市场区域分布更为分散，2003年市场比重达到2%以上的仅有港澳台、北美、欧盟、日韩，而2012年市场比重达到2%以卜.的有北美、港澳台、欧盟、日韩、东南亚、澳大利亚、ACP、南美和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大陆出版物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在扩大，中国大陆出版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
三、多项指标全面评价，中国出版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
市场份额、贸易差额等单一的评价指标，不足以真实、全面反映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考虑到各个指标的不同缺陷，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本文将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Indcx，TCI）、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RCA）指数、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NetExport Revealcd Competitive Advantage， NXRCA）指数等综合性指标来测量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
中围出版物产品的TCI在10年间一直为正数，并一直在0.2到0.6的区间变化，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具有并不明显的竞争优势。在10年间TCI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0.26，到2012年的0.46，其间虽然有一定的起伏，但总体上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的竞争优势在缓慢提升。
从RCA指数评价看，中国出版物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在10年间均小于0.8，这一数据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仅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从RCA指数的变化趋势看，增长趋势明显，从2003年的0.34增长至2012年的0.69，其间起伏较小，其增长幅度比TCI的幅度大，这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上升。
中国出版物产品的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10年间一直保持为正数，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一直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从其变化趋势来看，上升幅度较为缓慢，2003年NXRCA指数为0.06，2012年为0.08，其提升的幅度低于TCI和RCA指数的增长幅度。NXRCA指数的趋势线说明中国出版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缓慢上升。
参考TCI、RCA、NXRCA各项指数的表现，总体上中国出版物产品表现出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优势并不明显。同时虽然中国出版物产品国际竞争力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在10年间，其国际竞争力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
四、三步走三战略，提升中国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
1.中国出版“赶、平、超”三步走出去战略
尽管中国出版产业出口规模在10年间增长较快，但是国际市场份额依然不高，其他综合性指标也反映其国际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出版产业出口已从“赶”发展为“平”，竞争力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下一步中国出版产业应以进口与出口并重，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文化含量、科技含量，从而最终实现超越的走出去战略。
2.三大战略并举提高中国出版业规模经济效应
尽管中国出版物产品出口发展较快，但是版权类贸易服务发展相对较慢，因此中国出版应以“产品与服务并举”，大力提升出版类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尽管中国出版在图书、期刊报纸等传统出版物产品方面发展迅猛，但是世界范围内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电子媒体的兴起导致传统纸媒的没落，因此中国出版还需“新、旧媒体并举”，抓住新兴电子出版的新机遇；尽管10年间中国出版出口的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出版在北美的出口市场扩大迅猛，但发展中国家市场成长较快，因此中国出版还应“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市场并举”，进一步提高出版产业规模经济效应。
3.聚焦中国文化锻造中国出版产业链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文化才是中国出版竞争力的源泉。中国出版应聚焦中国文化，锻造出版产业链，从历史遗产、艺术创作、传媒、出版功能应用一直延伸至出版服务，并实现各个产业链环节间的融合。
4.技术驱动与受众需求双轮驱动
技术与需求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两大基本驱动力。中国出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国际技术发展动态，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实现出版技术及相关技术的更新换代。同时还应深入研究受众阅读行为变迁和国际受众的消费习惯，从而提供适应当地市场的出版物产品，提高国际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高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5篇
2、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
3、致力于世界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
4、乌克兰危机的警示，我们听到了吗？
5、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激发学习潜质
6、探索构建中美关系全新图景的有益尝试
7、秩序观碰撞的挑战与机遇
8、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分析
9、给《世界知识》写专栏的些许感悟
10、提炼国际热点报道的冷思维
11、论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与中国和平崛起
12、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
13、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中美关系
1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日美英国际意识教育的共性和差异
15、中印经贸合作将“龙腾虎跃”
16、从体制外反霸到体制内治霸
17、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18、国际安全形势特点与亚信会议新挑战
19、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的认知分析
20、全球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的深度
21、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22、勿以“强弱论”代替“是非论”
23、欧洲在中国外交棋盘上地位上升
2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25、浅谈高校通识核心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
26、中俄经贸合作如何再上台阶
27、例证|高中政治课教学的重要方法
28、试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
29、G20杭州峰会：国际舆论的关切与期待
30、中国：我有稀土我怕谁！
31、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软实力
32、全球治理格局变革视野下的“一带一路”
33、中国日益强调“专家管理”
34、首届斯卡拉皮诺奖得主戴维.蓝普顿
35、美国“知华派”3.0一代渐崛起
36、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实践
37、苏珊斯特兰奇的思想分析
38、中国大视野：国际热点问题透视
39、登场：走向世界的最初几步
40、对外传播需要了解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
41、中国外交70年：回顾与展望
42、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走向
43、中国智库数量居世界第二7家智库上榜世界百强榜单
44、全球权威智库榜单发布中国智库数量排第二
45、引智、借力与谋势：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与智库对外传播
46、中美关系：“利益攸关方”的背后
47、怎样看待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
48、建设新型智库? 服务一带一路
49、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评价及其意义
中国法与国际法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对外传播中，讲述中国故事被认为是有效且可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全球话语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故事、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
对外传播与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经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要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首先必须更新对外传播话语理念，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地将中文直接翻译成外语后向国际社会传播，还应巧妙地将理念和观点融入故事，展开故事化对外传播。
故事化对外传播的基础是叙事学。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69年在法国诞生，是在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开始注重跨学科研究。②叙事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各种叙事文本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叙事诗、日常口头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③就叙事而言，既可以是在真实意义、事实意义上的叙事，也可以是在虚构意义上的叙事。④
故事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各式各样的故事是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生活经验的反映。故事传播策略的优势在于将价值观寓于情节生动、叙述连贯的故事话语之中，能够有效降低目标受众的说教感、陌生感、距离感。“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所作演讲的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这位善于讲故事的中国作家不仅通过故事展现了其叙事才华，而且通过故事展示了一种价值观。莫言以其小说故事话语获得了国际认可，对对外政治传播活动的启示是，以故事为外衣，把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倡导、最需要宣传的百姓身边事宣传出去，就能对塑造客观的中国国家形象起到促进作用。
当前，故事化的对外传播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展开。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近年来出访时的演讲，展现了“爱讲故事的习近平”形象，实践了“接地气”的公共外交。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他讲述了张骞出使西域、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61岁的中国儿子与80岁的哈萨克斯坦母亲的故事；在坦桑尼亚，他讲述《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俄罗斯，他诠释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鞋子论”，《莫斯科时报》称习近平使用了“普京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
中国故事是对外传播的一座富矿，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故事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言语过程。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不同话语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对外传播与中国话语
“话语”一词是个舶来品，它是英文“discourse”的汉译。“话语”本来指的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具体言语，原本是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由于话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只有结合人与人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才能准确把握话语的本质。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哲学的角度将话语看作是言语与言说过程相结合所构成的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以及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密不可分的具体言说方式。这样，话语逐渐成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一个术语，对话语的定义也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状态，但我们也能大致总结出“话语”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和言说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配置共同构成一个具体的言说行为。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学界表现出高度的“话语自觉”。“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道，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在2013年8月15日的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还专门举行了题为“中国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圆桌会议。
中国话语既需要展现中国风范，也需要融入国际语境。任何形式的话语交流，都要以适合情境为第一要义，“话语”的理解与接受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外传播话语面向的是本国以外的受众，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话语，因此必须与国际传播的语境相适应。由于对外傳播需要深入别的文化圈，就必须考虑目标受众是否能够理解、接受传播内容，这将直接影响到对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前段时间，一条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在这则视频中，中国领导人都以卡通形象出现，画面基调轻松，不失幽默。无论是言说内容、言说方式还是言说过程，这则视频都做到了中国话语与国际语境的高度融合。
中国话语的构建路径
对外传播话语的跨文化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在甲文化中编码，在乙文化中解码”。⑤在国际传播语境下，媒体面对的是文化各异的社群、种族和国家，他们拥有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系统。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势必为对外传播带来一定的障碍，从而影响对外传播的效度。因此，中国对外传播既需要通过生动的故事来讲述，也需要通过合适的话语来传播。
1.使用面向国外受众的媒体语态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话语通常是对内传播话语的字面翻译，这种以内充外、内外无别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外传播效率低下，目标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不高。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在对外传播活动中必须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使用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媒体语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建构。
在跨文化话语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使用国际化的表述方式呈现事实与观点。我们应当合理运用目标群体喜闻乐见的叙述手法，有意识地运用当地的大众语言，尽可能少一些教条式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宏大叙事。例如，中国记者郑若麟在用法语撰写的《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中，大量使用法语中的各类谚语、俗语乃至双关语，对于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2.发挥国际友人的“皮下注射”效果
“皮下注射论”是传播学的一个早期理论，是指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就像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在开展对外传播活动时，语言隔阂、文化差异、国境和地理距离就像人的皮肤一样，将一国内外的人们隔离，沟通、交流、理解都十分困难。也就是说，大量的对外传播活动都是在大量隔阂存在的情况下开展的，这种对外传播活动要么传受双方距离遥远，要么双方隔阂巨大，要么受体制制约很多，多数需要通过翻译等中间环节进行，可以姑且称为“外敷药型”对外传播。而国际友人则为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捷径，他们往往既懂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发展实情，又熟知其祖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国际友人讲述中国故事，可以发挥他们“贯通中外”的巨大优势，直接向其国民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正如传播学的“皮下注射论”一样。
中国一贯重视通过国际友人开展国际交流和对外宣传，从斯诺到爱泼斯坦，从热爱中国文化的国外政要，到不为人知的普通百姓，中国的朋友遍布全球。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外联等途径，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冲破重重阻挠，吸引斯诺、白修德等著名记者前来边区采访，让自己的声音成功进入国际主流舆论体系。同时，也积极团结野坂参三等日本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对日展开舆论战，为抗战胜利打下舆论基础。当前，我国积极开展团结和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在国庆、春节等节庆活动中，也都会邀请有代表性的国际友人出席，国际友人工作得到持续重视。
3.通过海外媒体“借壳上市”
除了充分发挥国内外语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之外，我们还应当争取与背景各异、国际角色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境外传播力量发展合作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话语渠道。这些境外传播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性组织、外国新闻媒体、外国新闻网站等，以它们为话语媒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要远比国内媒体所传播的中国形象更能让国际社会信服。巧妙选择中立或友好的国外媒体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利用其非中國媒体的身份，发挥其国际传播优势，是中国话语构建策略之一。
通过海外媒体发出中国声音，主要有两种渠道。首先，就是通过国际广告、国际游说、国际公关等方式，让海外媒体直接为我服务。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国际公关工作，如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就通过美国主流媒体发出日本声音。2013年11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以阻止中国对日本的“挑衅”。社论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言语表达不符合美式习惯，连一些口号式的表态和呼吁都像是日本人在自说自话。有分析指出，该社论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游说的结果，很可能是日本国际公关活动中的一篇“软文”。其次，是通过中外媒体合作，“借壳上市”，发出中国声音。如中日两国合拍过纪录片《丝绸之路》，中加两国合拍过纪录片《千锤百炼》，中英两国合拍过《美丽中国》，这些纪录片都在对方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塑造了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再如，CCTV大富频道在日本影响广泛，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大富株式会社联合运营的电视频道，将中央电视台的大量节目直接送到了日本民众的荧屏上。
注释：
①《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8/20/c_125210825.htm.
②欧阳照：《电视新闻的叙事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申丹 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⑤欧阳云玲：《从对话意识谈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跨文化策略》，《新闻窗》，2008年第2期
（梁国杰：聊城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早稻田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