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1篇
近来随着中美贸易强硬派人士加入特朗普团队，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前景似乎更加难料。笔者2016年11月28日曾在《财经》杂志发表《警惕特朗普冲击》一文已经判断，国内舆论对于特朗普冲击并未有充分预期，而在笔者看来，凭借“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胜选的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国未必有利，需要警惕其冲击。
特朗普组阁提名不少对中国强硬的鹰派人士，特别是提名曾出版两部专著专门抨击中美贸易关系、并支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彼得纳瓦罗新组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凸显了日后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
如何评价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前景与双方的成本?贸易战一旦爆发，具体以哪种形式体现?对哪些行业影响最大?在笔者看来，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做好“应战”对策，方可争取主动权、防范贸易风险扩大。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害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美贸易战一旦出现，短期内难免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市场稳定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能给中国施加通缩压力、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压力。
首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体现在多个方面。2016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对美商品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如玩具、家具、纺织的对美出口均占该行业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机械等对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赶超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美出口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可小觑。根据商务部、海关、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显示，2012年每100万美元的对美商品出口可为中国创造59个工作岗位。
此外，2015年中国香港对美国整体出口货值为3422亿港元，其中转口货值达到3383亿港元，考虑到香港转口来源地主要以中国内地为主，2015年占据总转口额的67%，预计内地通过香港转出口到美国的份额约300亿美元。
其次，中国对美国在技术进口以及融资上也有一定依赖。例如，中国进口的许多高科技产品，关键技术只有美国持有，一旦美国停止此类核心技术的对华出口，可能会对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产生冲击。例如，因特尔和AMD在个人电脑CPU使用中非常普及，中国手机绝大多数亦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旦爆发贸易战，中国在寻找此类技术的替代时需要一定时间。
除此之外，直接投资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全部FDI的3.3%，笔者估算，十年内美资在华企业雇佣人数累计超过100万。同时，中国香港由于税收、法制等软环境，使得有相当一部分中美投资是通过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进行的，包括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与并购，考虑到2015年中国香港与美国直接投资头寸高达约400亿美元，其中包括很多中资企业对美企业投资以及其反向，因此，真实的中美双项投资额度可能会高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贸易战的爆发亦会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估计难以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会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笔者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例如，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与设备，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6%，韩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0.7%，德国占23.0%，英国占22.7%，消化更多的中国进口相对困难，而非主要贸易国市场的自身需求又相对有限。
基于以上理由，如若中美之间当真爆发贸易战，短期内可能会给中国造成需求侧的巨大冲击。而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等或许会迫使政策更加被动，也将增加人民币更大的贬值压力。而更悲观的一种情况是，稳增长压力加大使得政府不得不出台进一步宽松措施，错失结构性改革良机。
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可能的损害
贸易战显然对双方不利，一旦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击，对美国而言，可能导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
首先，中国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116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总出口的7.7%以及GDP的0.7%。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不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如飞机、汽车、电子设备，也包括资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此外，美国2015年对中国香港出口约270亿美元，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地需求。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型跨国公司都视中国为重要市场。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为美国创造至少67.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出口创造就业的10%。
中国服务业的出口对美国也十分重要，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额高达484亿美元，顺差为33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对华服务业出口在2014年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是连年增长，2015年录得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创造了1.3万个工作岗位，中国所有对美国投资则创造9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诚如上文提到，如果考虑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当多的中资利用香港作为并购和投资平台，真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综上，中国对美出口以及中国对美投资，总计为美国创造了至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占美国非农就业总人数的0.7%。
其次，美国同样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占美国商品总进口的21.3%。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机电设备占此类产品总进口的40.8%，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及机械设备占此类总进口的32.4%。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进口占比更高，部分行业甚至高达80%。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贸易战将会推升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胀风险。
最后，虽然全球化对美国劳动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的冲击，但除非美国对全球所有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家同时进行贸易战，否则低端制造业的美国回流将难以实现。
日美贸易战镜鉴
一旦贸易战爆发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美国也未必能得到实在的好处。但从现实来看，如今特朗普重用对中国的鹰派人士，显示对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可小视。可能出现的情况与路径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以史为鉴，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与现今中美贸易摩擦十分相似，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了解中美贸易战爆发可能导致的后果提供借鉴。
日本在1955年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逐步实行“走出去”战略，并随着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美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
第一轮贸易摩擦起始于纺织品争端。由于日本纺织品的快速发展，其对美国出口及市场占有额逐步提高，对美国本土纺织品制造业形成威胁。为了回避矛盾，日本接受美国政府要求，实施了对美国出口的自愿限制，并且在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以1969年为基准设置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范围。
然而，日美贸易摩擦并未就此止步，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日美在钢铁领域开始争端不断。1974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量;1976年，美日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美国对日本五种钢铁提出倾销诉讼;直到1978年，美国实行钢铁起动价格制度，即对低于一定价格的日本进口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使得日美钢铁摩擦降温。
最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1978年，日本对美汽车出口超过150万辆，在1980年达到192万辆。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占汽车总进口的80%，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20%。来自日本的竞争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本国汽车行业提供10亿美元的补助。1979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完全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日系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以及自愿接受出口规模限制。1980年5月，日本政府统一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在1983年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1981年的出口上限为168万辆，1991年为230万辆。
1985年，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兑美元升值。虽然日元应声大涨，但其减少美国对日逆差的效果只体现在签订后的头几年。1990年，美国对日本的汽车出口逆差占美国对日本总逆差的四分之三，以及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二分之一。1992年，布什总统访日后，日本将对美国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下调到165万辆。1993年，克林顿政府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开放本国汽车市场，1995年，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对日本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除了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1970年到1980年，彩电、半导体、电脑、电话等电子产品也被卷入日美贸易纷争。美国不断对日本实行贸易限制的同时，日本也同样限制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包括牛肉、有机食物等。
日美贸易摩擦延绵近3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逆差的GDP占比开始下降，日美贸易关系才有所改善。2000年以后，大部分贸易摩擦都在WTO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然而，被征收高关税及被实行出口限额等措施，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相较于1930年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带来的冲击要小许多。例如，1992年，日本被要求将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下调到168万辆，但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在当年仅减少1%。
同时，通过日元升值调整对美贸易顺差的做法并未见效。日元兑美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大幅升值，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只是扩大未见减少。
但贸易战无疑对日本该行业的产业布局造成了影响，例如，日本汽车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国建厂生产，出口限额也促使日本将高端产品的制造更多地转移到美国。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广场协议”的签订。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释放大量流动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热钱流入日本，日本国内一时流动性泛滥。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飙升，泡沫形成。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则将日本带入“失去的30年”。
研究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发现，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似乎是个积极表态，对美国进口的增加类似于一种自愿性对美出口限额，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服务类公司以及中国的高端产品出口公司会有一些获利，把握此机遇，配合改革，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局面也是有好处的。
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还表明，中国应该避免通过汇率大幅波动来调整贸易。广场协议是日本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存在困境，如果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中国出口短期受损严重，中国政府也应避免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尤其是在现今资产价格过高的情况下，不然只会推迟结构性转型，催生泡沫，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此外，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体现形式也不会是全面提高所有行业的关税，调整幅度也未必会提升至45%，10%、15%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根据以下三个标准来判断最可能被制裁的行业，即一是美国国内生产所占比重低的行业;二是美国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三是中国对美出口量大的行业。笔者预计，电脑、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最可能成为贸易战火力集中行业，应该重点防范。
(编辑：王延春)
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湖南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强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将对湖南农产品的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基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以湖南农产品贸易格局为基础，探讨中美贸易战可能对本省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
关键词 中美贸易战;农产品贸易;潜在影响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3.0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inoUS Trade Wa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war;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Potential impact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研究”（15BJY112）;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cx1816）。
作者简介 肖黎（1968—），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从事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02
1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1.1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
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对华贸易命令，以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中国商品征收达500亿美元关税。中国政府对美方的行为做出了强硬回应，计划对包括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等100多种美国产商品加征关税，公布了同等金额的反制清单[1]。
5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就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有关进出口、劳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谈判，已达成基本共识协议，但部分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2]。
7月6日，美国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同时对16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加征关税征求公众的意见。中国也采取了强力反击，宣布了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其中300亿美元商品已于7月6日生效，剩余160亿美元商品将根据美国行为实时推进。
1.2 中美贸易战的形成原因
1.2.1 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美两国的合作逐渐加深，但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在中美双方的立场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2.1.1 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GDP从2006年的2.75万亿美元到2017年的12.20万亿美元。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从占美国的19.8%迅速增长到63.7%，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凭着廉价的劳动力和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承接了大量轻工消费品、机械设备的加工贸易，以此向美国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导致两国的贸易差不断扩大，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3]。
2015年，中美两国贸易逆差达到3 656亿美元（中国发布的数据为2 600亿美元），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 75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状，以中美两国贸易存在巨额贸易差为由，引起了争端。
1.2.1.2 中国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核心竞争力弱，对美依赖程度高。
中国产品结构不太合理，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对美国市场有较大依赖性，美国通过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使中国贸易结构愈加不合理。中国出口商品中，20%销往美国，加大了对外贸易的不确定风险。
中国以大宗产品出口为主，包括大量农副产品、低廉加工品、组装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企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不高，对美核心竞争力不够的缺陷下，美国使用各种手段，在对华贸易中以提高关税为由，制定贸易保护政策，提高进口标准，非关税壁垒等方式提供了方便，无形中减少美国对外负债和我国的外汇储备，使美国国内经济得到提高，减轻了国家财政赤字。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不能忽视反倾销手段，中国企业在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后往往爱莫能助。
1.2.1.3 中国内需不足，对外依赖程度高。
中国经济虽逐年增长，但国内需求水平还未跟上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国内需求过大，不得不迫使企业将业务扩大到海外国家，导致了中国对外市场的依赖。根据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平均占比为30%～60%，有相当一部分份额，有些行业也已经离不开美国市场。
另外，受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的影响，消费的谨慎观念非常强，大多数人都是在有足够收入保障下才考虑消费，储蓄率高，消费率低是普遍存在的现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更加遏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但生产能力的增加需要找到出口，所以不得不增加出口量，由此，中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大。
除此之外，居民可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机制不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抑制了中国的消费水平，居民可实际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低，从而使得消费率低，因此，保证中国经济经济平稳运行，使之较快增长刻不容缓。
1.2.2 政治原因。
特朗普希望通过发动贸易战，赢得美国公众的选票，获得连任，回应了社会中下层和底层的需求，实现他在竞选时对保护国内市场、增加就业和扩大出口的承诺。他强调中国产品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发动贸易战可使美国的内部需求增加，进而增加美国的就业率。
中国GDP近10年来以6%的增速稳定增长，与美国差距逐年缩小，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科技领域也得到了发展，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目的是想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以稳定其全球地位。
2 湖南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2.1 湖南农产品GDP的发展状况
2017年，湖南省GDP达0.35万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净值增值为3 689.96亿元，上涨3.6%。2018年湖南省前三季度GDP累计值为25 321.58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拉动经济增长0.2百分点。2017年，湖南省GDP占全国GDP的4.2%，第一产业占比5.64%。农产品进出口方面，2017年湖南省农业出口总值为0.21亿美元，进口总值为1.0078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在全国的占比不到005%。湖南省2018年前三季度农业进口总值为1.44亿美元。湖南省农产品进出口对全国农产品进出口贡献很小[5]。
2.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
总体概括来说，湖南省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是贸易规模、贸易范围逐年扩大，贸易结构不太协调。
2.2.1 湖南农产品贸易规模。
根据表1可以发现，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额大大增加，不论是出口额还是进口额，2017年与2013年相比，额度都上升了很多。尤其在2014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建设，该省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增多，出口额由原来的8.8亿美元直奔67.2亿美元，接下来的几年出口额均超过65亿美元，在该点上下浮动。进口额随出口额同步变化，表现出上升趨势，2015年也稍有所下降。从2014年开始，该省农产品贸易顺差在不断缩小，贸易顺差可能不会长久维持。
2.2.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
湖南省生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产量高，但出口种类较为单一。主要农产品保持了较高的产量水平。农产品贸易着力解决内部需求问题，国际贸易在我省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农产品出口居弱势地位。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大多是粗加工的初级产品，比如活猪、冷冻猪肉、茶叶等。而活猪、茶叶、大米三大产品出口也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创汇的支柱。该省主要进口农产品为大豆、木薯淀粉。
2.2.3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结构。
由于农产品市场不断开放，各地区需求不断上涨，该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市场也逐渐扩大。根据长沙海关统计数据，2017年湖南省农产品产销地多达17个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地区、东盟10国和欧盟28个国家。其中，香港地区、美国、东盟、欧盟位居前列，是该省主要出口地区和国家。香港地区出口额达到543 518万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出口额。就出口增长速度而言，东盟同比增长了45.2%，远超主要出口地区与国家26.5%、28.0%、29.3%的速度，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该省农产品贸易贸易国虽多但分布偏斜程度较大，出口目标地以亚洲国家为主，美国是主要贸易伙伴国之一。而进口市场主要是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6]。
3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潜在影响
自2018年来，中美贸易品被加税几轮，直至7月6日美方宣布对中国进口的340亿商品征税商品生效，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及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目前不敢妄下定论，只能根据已有数据等资料从进出口量和市场结构两方面分析其潜在影响。
3.1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进口的潜在影响
通过察看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进口数据，笔者发现猪肉及杂碎、牛肉、大豆、奶粉、粮食占很大比重。湖南省农产品进口绝对额在全国农产品进口绝对额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产品进口排名始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变动幅度不大，且增速低，排名靠后。2017年，该省共进口猪肉及杂碎2.66 t，价值14.252万人民币，从2018年初截至目前，大豆进口数量为51.15 t，价值1412万人民币，粮食64.75 t，价值17.02万人民币。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后，根据已公布的数据，短期内，对我省进口农产品影响有限。一方面，湖南省农产品进口规模小，且进口农产品征税在总征税清单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进口农产品对美国依赖程度不是很大。从湖南省进口农产品的比重和产品分类来看，农产品的进口占了非常小的比重，进口农产品的需求较少。该省进口牛肉、奶粉集中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美进口不多，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进口的影响非常小。
从贸易结构来看，湖南省农产品进口贸易伙伴以澳大利亚、欧盟、美国和新西兰为主。2017年1至6月湖南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合计2 671万美元，同比增长5.9%，占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7.8%;欧盟进口总额达1 878万美元，同比增长7.6%，荷兰进口总额为1 329万美元，下降11.8%;美国进口总额为1 847万美元，增长461%，占比19.2%;新西兰进口总额为1 221万美元，下降15.2%，占12.7%。该省对澳大利亚、欧盟和东盟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增幅，因此，该省从澳大利亚、欧盟、美国和新西兰进口的数量和产品种类不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而减少。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战对该省大豆进口将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大豆在湖南省的进口比例较高，如果对美国对中国大豆进口持续加征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该省大豆进口情况。
3.2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出口的潜在影響
通过分析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出口数据，可以发现，肉食出口占绝对地位，包括鲜冻猪肉、冻牛肉、猪肉及杂碎等湖南特色产品。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绝对额在全国农产品出口绝对额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产品出口排名始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变动幅度不大，但出口增速较高，增速排名靠前。2008年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绝对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绝对额的1%，居第22位，2018年湖南省1—5月份出口绝对额居全国第19位，增速居第3位，达33.2%。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又以冻猪肉、猪肉及杂碎，茶叶为主。2016年，该省出口农产品总额为13.76亿美元，同比增长21.3%。该省出口茶叶30 340.07 t，出口同比增长8.2%。出口茶叶中，边销茶的产量与销量占据了全国茶叶总量的半壁江山。该省出口罐头5 8551.63 t，出口总额为8 088.18万美元，重量同比下降1.03%，价值同比增长3.22%;卷烟出口总额为8 725.49万美元，同比增长2843%[7]。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后，根据已公布的数据，短期内，对该省出口农产品影响有限。一方面，该省农产品出口份额小，并且美方对中方加征关税主要意图是打压“中国2025制造”，农产品征税在总征税清单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的出口对美国依赖程度不大。此外，该省还在继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茶叶出口在进一步地发展。2018年1—5月份该省猪肉出口量虽然持续下降，但并非贸易战引起。湖南省猪肉出口集中在港澳等亚洲市场，对美出口不多，贸易战对猪肉出口影响极小。
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日本、美国、东盟、澳大利亚以及东欧地区是该省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香港地区是该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美国、韩国紧跟其后。2018年第一季度，湖南省对香港双边贸易额为73.3亿元，同比下降94%;与美国贸易额为63.8亿元，增长56.3%;与韩国贸易额为28.8亿元，增长24.8%。同季度内，湖南省与欧盟28国的贸易额为73.9亿元，增长72.9%;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额69.7亿元，增长62.9%。但对比2017年1—8月份与2018年同时期的出口情况来看，出口至美国的产品金额比重大，仅低于香港地区，但同比增长从去年的72.5%下降至25.5%。由图可知，该省对俄罗斯的出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出口至日本的同比增长幅度很大。由此推断，该省出口至日本、东盟、俄罗斯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站在长远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对该省农产品的出口是有影响的。如果对该省主要出口产品继续加征关税，其他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需求又基本稳定的话，湖南省对外贸易将会受到很大创伤。
4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湖南农产品贸易应对之策
4.1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进口对策
4.1.1 优化农产品进口结构。
湖南省在大豆、粮食、牛肉、肉及杂碎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量较大;其余农产品进口量极少，农产品进口总量趋于增长，但同比增长放缓，大豆和粮食的进口波动较大，粮食，肉及杂碎较为稳定。
以大豆为例，湖南省大多数的大豆需求依赖进口，并对国外的依赖性很高。2018年前3个季度湖南省大豆进口数量为51.15 t，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较大比重。目前，进口大豆只能在巴西和美国中选择，且南美大豆难以在短期内满足我国的需求。另一方面，巴西的大豆收割时间是每年的4—5月，而美国则是9—10月才收割，收割时间的差别将会导致大豆因供给时间不同而难以完全替代。此外，该省大豆消耗主要是豆粕、豆油的生产，但是畜牧类产业的饲料主要原料是豆粕，价格的连锁效应将会影响下游肉类和油脂的价格，从而一定程度提升国内通胀。
美国是湖南省的主要贸易国之一，若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湖南将会继续减少其进口，主要进口农产品可能会转向巴西、印度等市场。有资讯称印度预利用中美贸易战机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俄罗斯、欧盟等国家也希望能扩大对中国肉类的出口。从结构来看，由于加征关税，成本过高的商品进口稍有减少，进口商也发生偏移。那些征税过后成本过高而不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国加大了从其余替代市场的进口力度。
4.1.2 充分利用进口优惠政策。
该省应充分利用优惠政策红利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关税优惠待遇，从优惠国进口农产品，降低进口成本，从而减轻对主要进口国家的依赖程度。比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鲜、冷牛肉、以及其他冻猪肉在菲律宾的协定税率为5%，而在老挝、柬埔寨则不征税;猪大肠头、其他动物肠衣在老挝的协定税率为5%，在菲律宾和柬埔寨为0%，这些农产品的进口税率在与中国无贸易协定国家或地区低很多，该省便可选择从这些地区进口。湖南省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以大豆为主，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部分转向巴西市场。实际上，巴西进口大豆的价格高于未征税前美国大豆的价格，该省可以考虑从已签订贸易协定地区进口，进而分散甚至消除中美贸易战对湖南省进口大豆的影响。
4.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对策
4.2.1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提高农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必须要坚定地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近年来，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明显高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分散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压力，减少对单一国家进出口的风险。湖南虽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可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充分挖掘发展稍滞后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拓展省内商品市场空间，协调湖南省较为单一的出口结构。2018年第1季度该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达22.62亿美元，同比增长66.1%。对非洲地区的贸易额增长了95.3%。该省要抓住机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农业走出去”力度，加快整合优势资源，重点开发，各地区平衡发展，不能仅省会城市一枝独秀[8]。
4.2.2 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
湖南省在冻猪肉、猪肉及杂碎、茶叶、烟草等农产品的出口量较大，占该省出口农作物的相当一部分比重。其他种类农作物如柑橘、种子、蔬菜、食用菌、罐头等出口量较少，导致了该省出口农产品的种类结构不平衡。从出口市场来看，该省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主要是日本、东盟、美国和东欧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非常少。国际贸易市场的过分集中大大削弱了农产品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会增加对外贸易的成本。
湖南省农作物种类少、质量不高，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效率较低，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且目前湖南省农业发展现代化、机械化水平较低，跟世界上其他出口农作物相比，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占优优势、花费的加工成本和流通成本较高，高质量产品需求不足，一般农产品需求饱和，难以适应市场上对不同产品的细化要求[9]。扩宽贸易渠道，建立多元的对外贸易市场格局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但可以帮助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规避风险，还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对外贸易市场。
4.2.3 努力克服贸易壁垒障碍。
加入WTO后，中國遭受的关税壁垒逐渐减少，但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愈发严峻，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主要实施国家，所涉及的商品主要包括农产品、纺织服装、轻工、机电。有资料表明：中国大约40%的出口商品遭受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10]。由此可见，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出口有很大的必要。该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来自美国与欧盟的绿色贸易壁垒，比如中国茶叶只有通过指定口岸才能出口到欧盟市场。
湖南省应当加大人才培养和农产品技术投入，争取将农业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融合，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从而培育出优良的品种。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农药残留量，提升农业产品质量，增加该省农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农业信息的及时接收，既保证了农产品的稳定产出，又可以针对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发挥出市场对农产品的结构调整作用。
4.2.4 提高产品知名度，打造国际品牌。
湖南省农产品有着规模小、知名度不够、企业品牌意识不强以致自主品牌培育动力弱等缺陷，许多农产品企业技术设备落后、产品档次较低、产品结构单一，且涉及范围小、辐射低、竞争力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户之间、企业与生产地之间联系不紧密，凝聚力不强，进而使得该省农产品的国际化程度不够，产业结构失衡。进出口企业应当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新技术的加工、新设备的引进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声誉，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部分产品采用中性包装、贴牌生产的方式出口，没有独特的品牌特色，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而且不利于新市场的开发。
4.2.5 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应对摩擦的积极性。
湖南省应从本省情况出发，制定符合湖南省特点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与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法规体系相接轨，形成具备体系化、程序化的应对策略。同时，根据湖南省出口产品的特点，制定出符合世界性贸易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体系与标准，提高抵抗贸易摩擦的抗风险能力。此外，还要提高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积极性，从贸易摩擦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合理利用WTO的相关贸易规则，维护该省在贸易摩擦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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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美国政府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借鉴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内部实力足够强大时，就会向外延伸甚至实施外部霸权。中美贸易战既已开打，我方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在刚刚显露出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妥善应对贸易战，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的更次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 301条款
一、中美贸易战概况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作为还击，中国商务部3月23日7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从贸易制裁领域看，中国对美国拟中止减税的地方主要在水果、猪肉这样的农产品及初级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领域，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很显然，这与其说是贸易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复兴的打压，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
二、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反而喪失了工作，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过程恰好又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国拿走了美国的就业，但忽视了科技进步以及产业链分工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逐渐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美国或者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得不够，外国在华企业面临纠结。贸易战的出发点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一）中美贸易失衡是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导火索
目前中美贸易主要格局表现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中方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而美方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为此，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
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中方的计算是3750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为5040亿美元，双方统计数据相关一千多亿，中美贸易统计存在明显差异。目前，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集成电路、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44%属于“三来一补”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的两头在外，只是在中国进行了中间环节的加工，假若这一部分剔除，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美方认为中国市场扭曲导致不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知识产权争端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一直把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商务部2017年10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中，美国基于中国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认为中国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从而对经济造成根本性扭曲。特朗普政府挑起本次贸易战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责中国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偷窃”知识产权等。在此背景下，美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能源等市场，降低汽车等关税，消除金融等服务业投资壁垒，改善市场环境，并采取切实措施削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三）美国试图借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2017年中国GDP达12万亿美元，增长率为6.9%，远高于美国的2.3%。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按此增速继续增长十年时间，即大约在2027年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美国一直试图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并通过贸易战等成功打压了日本的崛起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先后被迫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最后直接系统性地开放了日本的国内市场。通过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了日本的医药、半导体、钢铁、电信等市场，包括强迫日本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和1987年签订卢浮宫协议，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
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双方贸易战已经拉开序幕，若任由事态升级，结果将是双输的，所以，中美双方都应以理性和智慧来化解矛盾。
第一，对美国经济而言，不仅其发起贸易战的目的不会实现，美国大部分工业品价格走高将引起通胀，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对其农业品、汽车、飞机等的反制措施将挫伤其出口贸易，经济受损，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客户，美国大豆农民将损失惨重，同时汽车和飞机出口企业利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美国当前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等霸权主义思想，会引起众多第三方国家的不满或质疑，将影响其与多数国家的国际关系。
第二，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将使中国出口受挫，经济受损。对农产品和化工品的反制措施将推升农产品化工品价格，利好该行业企业，但二者作为重要的上游行业之一将一定程度推升食品CPI和中游工业企业成本，进而冲击消费者利益并压缩部分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影响社会福利。
第三，对全球经济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贸易战，将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当前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刚开始复苏的阶段，经济还比较脆弱，贸易战对各国经济均将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第四，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贸易战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短期内对股市打击较大。当前，经济复苏带动美国进入美联储加息周期、欧央行也进入“温和”退出量化宽松阶段，加息和退出QE进程的节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2018开年经济超预期美股大跌，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中美双方开展贸易战严重不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四、中方应对贸易战的对策
一味的妥协，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最终就丧失谈判权，没有谁在商业谈判中会采用这一策略。所以，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在美国抛出一些措施之后，会提出一些反制措施，反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双方能更好的坐下来谈。但需要尽量避免去激化双边之间的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美国提出的是针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301调查”，以维系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中国有在提倡创新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到双方的核心利益，可预见谈判会非常艰辛，但依然要砥砺前行。
但只要双方都保持相对的理性，没有进一步去恶化双边关系的行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坐下来谈的结果估计是中国会做一些妥协，例如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和扩大开放，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太可能完全如现在所愿。预计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一些谈判策略，例如，在加大对其他经济体开放的过程中，与美国边打贸易战边谈，这样可以获取到更加主动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已有的规则对发展经济体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利。例如，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实施垄断、限制或者扭曲国际贸易，抑制创新，大量存在。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希望把包括限制性商业惯例规则在内的竞争规则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但由于部分發达国家以这是企业自身行为反对纳入而告终。但我们可以考虑在TRIPs的规则之下寻求立法来鼓励企业突破与创新。
当然我们也需要充分尊重美国政府和企业关切的问题，例如，针对目前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缺失的现状，通过谈判，形成一个技术转让和技术受让方利益综合平衡的规则体系，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为今后建立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体系奠定基础。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对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做出过国际承诺，但我们在对外宣传以及对外谈判过程中，可以考虑明确承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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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贸易战;产业转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程，在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对余下3 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通过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等措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作为反制，将之前2 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调制30%，以及增加3 000亿美元商品税率至15%。显然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间，美中贸易逆差规模由2 848.48亿美元扩增至4 430.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终将中美贸易失衡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两国贸易失衡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严重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对中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否与产业转移有关?2018年3月以来的贸易战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占比的变化探讨了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并以2018年3月为节点，分析贸易战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对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以及拟定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结构性因素。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的市场需求(蔡兴、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第二，数据失真。孙继山(2017)、戴翔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国对美国超过半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绝大多数加工贸易又来自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实现了巨大的结构性收益，因此贸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与贸易利益相等同。第三，东亚因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即东亚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化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刘万锋，2008;杨丹、张宝仁，2012)。第四，国内发展战略。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以及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商品结构不合理，外部表现为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乱(孙瑞华、张松丹，2006)，但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却会有很多政策和条约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贸易战对一国贸易的影响。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现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增长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而关税升级会降低加工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贸易与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艳等(2018)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关税税率越高，中国对其出口越少。有学者专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李昕(2012)利用含中国加工贸易部门的GTAP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和100%两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1.67%～4.51%，实物投资下降0.82%～2.09%，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论，而当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亟需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一是通过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二是以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对外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等。
三、 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刘志彪，2009)。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高度服务化、制造业高端化以及向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攀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将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谭介辉，1998)。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结合本国比较优勢，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总量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贸易差额的直观分析。本文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了1990年～2018年美国与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占比变化较平稳，而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绘图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美国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例的变动呈“剪刀差”态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比重大幅缩水，共减少46.56个百分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比重指数型上升了38.47个百分点。
2.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的计量检验。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美国对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分别用X，Y来表示。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贸步入新台阶，同时伴随着东亚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样本研究年限为2000年～2018年。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
(2)计量检验。由于本文研究的变量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先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X、Y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变量X不平稳，而变量Y平稳。因此还需要检验X、Y两个变量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否存在单位根。
如表1中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对变量X和Y进行序列一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接下来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中“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显示，根据FPE和SBIC准则，只要滞后1阶。根据LR检验以及AIC和HQIC准则，选择滞后5阶。权衡考虑，本文选择滞后5阶。
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兰杰原因，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的格兰杰原因。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向中国产业转移所致，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甚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华投资、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以及发展偏落后的东亚国家(越南、柬埔寨等)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虽然近年来通过产业回流等方式有所缓解，但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两国巨额贸易差额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 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 总体进出口规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91万亿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为2.50万亿美元，增长6.9%;进口总额为2.11万亿美元，增长10.4%。进出口总体规模均有增长。
但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进出口平均增速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速7.70%和进口平均增速10.47%，相应下降了3.28和4.88个百分点。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见，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虽然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仍在不断上升，但不管进口还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响。
2. 对美贸易受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进出口增速。本文根据IMF数据计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以及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数据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个国家，下同)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为5.83%，低于总体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8.95%、12.23%和7.77%，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97、5.25和0.79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了9.63%，下降显著;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进口增速均低于总体进口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速则高达18.34%，高于总体增速7.85个百分点。
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愈发明显，对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
(2)进出口占比变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国对各国或区域的进出口占比变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欧盟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中国对其出口占比已高达30.59%。
进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较稳定，但从2018年3月起，即贸易战开始之后，趋势就立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对美国的进口占比从8.58%降至5.79%;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韓国的进口占比仍然变化不大。可见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变化。本文参照邹嘉龄等(2015)方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中亚5国、蒙俄2国、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6大板块。时间同样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两大块。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中东欧，分别同比增长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亚，分别增长了7.49%和5.20%;中亚和西亚北非略有下降。进口方面，整体增速较高，其中中亚、蒙俄和西亚北非的增速高达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东南亚为7.40%。进出口总额可见图1，东南亚11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均处榜首，西亚和北非18国占据次位。
3. 贸易结构难以优化。本节主要比较我国重点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以及占总出口比例变化。
2018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累计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别为15%和18.3%，比总出口增(下转第57页)速(12.7%)高出2.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国总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1%，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可见美国贸易战重点针对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服装及衣着附件和农产品出口在贸易战影响下也持续下滑。以上四大类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总出口比例均出现下降。若贸易战继续下去，我国出口结构将难以优化。
4.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贸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進出口1.2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亿美元，进口6 055.7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占总进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5 289.6亿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亿美元，进口1 943.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总进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贸易战影响下，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利用实证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贸易战开始之时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发现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流向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内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会长期影响仍有待考察。由于贸易战有滞后效应，若其持续下去，之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本文所示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加大对外投资，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速度，优化海外市场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增加值比例，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推行供给侧改革，使高端产业与内部消费需求相适应。贸易战终究会给两国带来损失，只有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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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旭泽(1994-)，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9-16。
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5篇
一、 引言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也在增加，其中农产品贸易量的增加数额明显。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美贸易的地位至关重要，而由于农产品贸易的敏感性，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也集中于此。目前，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救济措施；二是技术壁垒。贸易摩擦涉及的农产品范围日趋扩大，摩擦案件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分析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为解决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措施，对优化中美农产品的贸易结构，解决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最终促进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实现中美两国的双赢，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加强中美全面积极的对话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的摩擦在所难免，起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中美经济实力的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最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雄厚，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件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际的经济利益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际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标准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二）国家利益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2009年，对中国贸易逆差总额为2268亿美元，下降15%，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美国批发市场，中国蘑菇价格不足美国蘑菇的1/3，很快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因此美国对来自中国农产品启动临时保障措施。
（三）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定的条款解释不同，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体系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是有限的。
（四）中国方面的农产品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我国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许多企业为了拿到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标准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也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如美国以我国出口农产品存在疫病和农药残留等卫生安全问题为由，多次对我出口农产品进行封杀，并逐步加强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阻碍我国农产品出口。
（五）中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
三、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应对措施
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我国需要借鉴日本、韩国解决与美国贸易摩擦的成功经验，在充分把握和理解WTO规则的基础上，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实现农产品市场的对等开放，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发展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不应仅仅是中方单方面开放市场，美国也应该取消苛刻的反倾销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水产品、园艺类产品和畜产品等农产品等开放市场。事实上，如果美国对华开放畜产品和纺织品市场，中国可能会增加对美国的大豆和棉花进口，因为大豆和棉花分别是畜产品和纺织品的重要原料。如果美国增加进口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会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而降低美方大宗农产品出口对我国相关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冲击。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在高档产品或差异产品上形成竞争优势
中国大豆、棉花和小麦等某些大宗农产品之所以竞争不过进口农产品，原因主要在于价格较高和品质质量不如竞争对手。但有研究表明，中国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较高并非由于单位生产成本高，而是由于美国对农业的高额补贴。但是，中国农产品质量较差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维持中国小麦、大豆和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一定的生产能力，保证中国粮食安全，政府应适当加大上述产品的扶持力度。在农业科技研发和农技推广上增加投入，在产品质量下工夫，争取在高档产品或差异产品上形成竞争优势，避免美国以农产品品质为理由的贸易摩擦。
（三）加强贸易交流和合作
动植物检验检疫问题已成为中美农产品贸易领域越来越重要的壁垒和冲突原因。中美两国应积极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的协调和合作。遇到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时，双方应主动向对方提供信息进行沟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在技术标准问题上，应遵循客观的科学依据，尽量统一标准。
（四）调整农产品出口策略，推动结构转换
鉴于我国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因而必将成为美方的重点目标市场。而我国要迅速增加对美农产品出口面临的困难却很大,我国对美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后期主要是依靠竞争力提升即通过挤占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实现的,在当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安全性越来越关注,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农产品质量标准方面仍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的情况下,必将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培育针对美国市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保证出口渠道的畅通,包括市场信息收集和发布以及提高运输效率等,加大对国外市场开发方面的投入,都将有效地推动我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量的增长。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建立公平贸易预警机制
随着职能的转变，政府正在淡出化解贸易争端的主角地位，而单个企业在信息获取、组织协调方面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就要根本上保证行业协会经济上和行政隶属上的独立性，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由本行业内的企业自发组织的民间性组织，保证行业协会是受企业约束，为企业说话的组织。另外，行业协会应联合政府和企业共同建立贸易预警机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外贸出口预警机制，不仅可以把可能出现的贸易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也为及时有效地解决出口中发生的问题奠定基础。密切跟踪农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状况，利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一旦发现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异常变动，应及时发出预警信息，而出口企业在行业协会的协调下要迅速调整出口节奏，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将贸易摩擦和争端解决在预警阶段。
四、 总结
中美农产品贸易涉及面极其广泛，已经对中美贸易或者说是经济的全面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顺利的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面对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摩擦，我们分析其原因之后探究相对的解决方法。这对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要充分重视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努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美贸易战专题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目前全球经济已步入了后危机时代，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双方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也会波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本文通过对后危机时代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分析，探讨两国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原因；对策
一、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自奧巴马上台以来，中美之间已发生多次贸易摩擦，仅2009年，两国较大的贸易摩擦就有三次，分别6月的轮胎特保案，11月的铜版纸“双反”案以及12月的石油钢管案。
进入201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持续不断，包括3月份美国对中国的镁碳砖采取反倾销措施，4月又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征收反补贴税，而这之前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发起“双反”调查。年初奥巴马向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讲话时称将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并将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促进其开放市场，从而扩大美国出口。3月中旬，美国百余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和商务部长，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通过对近两年来中美两国的之间的贸易摩擦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以下特点：首先是数量大，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的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双方已连续发生多次贸易摩擦，大到轮胎特保案，小到对中国的礼品盒征收反倾销税。统计显示，仅2010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双反”案就多达27起，而知识产权纠纷案更有数千件。其次是频率高，时间短而摩擦的次数多，表明发生的频率高，甚至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发起“双反”调查。再次是涉及的领域广，轻重工业产品，纺织产品，人民币汇率等，几乎涉及中美贸易的各个方面。
二、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原因
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影响力提高等。因此，后危机时代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的原因也受整个时代特征的影响，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由美国国内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以重创，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本质是过度消费所致。①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逆差，并依靠美元的强势地位作为平衡的手段，这种局面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必将“对症下药”，提高银行储蓄率，适当的压缩消费，扩大出口便是题中之义。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兴起，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尤其是制造业利益集团和劳工集团，打着保护国内产业工人和市场的旗帜，向政府施加压力。而中国无疑将会是美国的重点“照顾”对象。其次，是美国政治选举与经济困境的互动，国会议员为争取选民支持，必须要做出维护相关产业和工人利益的姿态。目前，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牵涉到美国国内广大劳工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国会的巨大关注。而国会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领域一言九鼎，具有不可挑战的影响力。②年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向政府致信要求对华施加压力便是前者为赢取中期大选而进行的“政治秀”。即便如此，国会议员对政府的巨大影响还是会对两国的贸易摩擦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中国威胁论”的持续影响。中国率先从此次金融危机中走出，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有美国的学者说世界已经进入到G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极有可能再次在美国国内泛滥，因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向来不乏市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使他们真切地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必然导致“遏制中国论”,而目前频繁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隐隐透露出美国从战略的高度利用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崛起的用心。
三、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首先，要完善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机制。双方贸易官员应定期会晤，对一段时间内双方的贸易做出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地的措施给予解决，避免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直接交火。近年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中美双方可以以此为基础，扩大交流，增加信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此项机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深化。其次，中国应该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减少对本国企业的出口补贴，而这也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口实之一。③升级产业结构，逐渐减少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但是，调整将直接导致双方由产业互补变为产业竞争，反过来增加了贸易摩擦爆发的可能性。④此而陷入一个两难困境。再次，要增加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增加赴美进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的次数。增加对美的直接投资可以适当转移中国对美的出口，有利于平衡双方的贸易差额。而直接赴美进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不仅可以直接平衡双方的贸易差额，而且有利于在美培养亲华的利益集团，这些亲华利益集团有利于平衡美国国内主张对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的作用。
结束语：后危机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复杂，受到时代背景和美国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因此，如何应对两国频发的贸易摩擦也必须要全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同为全球贸易大国，两国的经济关系健康与否，不仅关系到两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两国应从战略的高度考量，才能解决好贸易摩擦的问题。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尹小龙，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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