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精选8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1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那些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现已濒临消亡的、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需进行保护。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展。首先先了解一下我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给各国人民的心理留下抹不了的创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遭到了战争浩劫的摧毁,人们十分迷惘地面对着战争带来的毁灭和破坏。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几乎整个欧洲都致力于兴建公共住宅,在城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大规模的住宅重建和开发建设,使大量的历史环境有时一夜之间在城市中消失,于是人们的怀旧之情油然而升。战争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无疑是十分严重的。在亚洲战场 ,日本是战争发动国。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通货膨胀、赋税加重。那些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们在社会的动荡不安中,为了减轻来自生活的压力,许多人不得不考虑放弃自己所持有的文物。文物贩子见有利可图,便乘机活跃起来,一些文物开始流向海外。战后在日本国内发生的几场大火对日本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二战中和战后的那些天灾人祸使人们逐渐萌生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在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的问题上,经过人类不断的探索、长期的实践,最近世界各国在抢救、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又掌握了新的方式方法。
(一)日本引入欧美等国保护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
如果从明治 30年(1897年)制定的《古社寺保护法》算起,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采用指定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由政府和专家进行的保护事业,实行的是局限于某一个时代某一种风格的“少数精品主义”重点保护政和策。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施了由国家组织的“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举行了全国民俗艺能大赛等。根据 1983年统计,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国内美术工艺品共9224件,其中国宝825件;指定重要文化财的历代建筑物1960件,有国宝名衔的占了207件。到了1996年,日本国会通过的经新一轮修改的《文化财保护法》,主要引入了欧美等国保护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欧美等国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登录制度的保护方式,就是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注册、登记,通过登录认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格,确定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用一定的法律法规的条例加以约束,并通过大众媒体公布于众,进行舆论宣传,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推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本正在积极推进“文化财登录制度”。日本文化厅说,通过这种新的“文化财登录制度”,它有“保护10万件历史遗产”的决心。现在登录制度已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保护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实践证明它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也是采用登录制度。
(二)韩国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走向商业化和旅游化 日本的文化同化政策和欧风美雨的渗透,在韩国前后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为了张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1981年韩国政府精心组织,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大型民俗活动:“民族之风—1981”。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艺术能人脱颖而出。韩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除了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政府的大力运作,还得益于商业炒作和旅游业的参与。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进一步拓展,韩国资本的触角也开始伸向这块前景诱人的领域。商人们恨不得把被指定为韩国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的东西都开发成商品。面具、戏装、玩偶和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的书刊到处都有供应和销售。在韩国地铁站的广告栏中,在外国游客服务中心里,在韩国产香烟的包装盒上,甚至在韩国飞机的座背上,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宣传广告随处可见。在韩国,属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常在各大宾馆为外国游客表演,各类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保有者在电视上露面,这些人都有一个出场的价目表。事实上,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商品化了。
不过,你几乎看不到小商小贩们向游人大呼小叫地兜售商品的现象。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商品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 了规模化、模式化,表演艺术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正在逐步失去韩国传统文化原有的文化内涵。
另外一方面,韩国十分重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通过现代观光旅游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这是韩国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的主要目标。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韩国十分注意旅游地的选择。首先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成了很受欢迎的旅游地。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 ,村口摆放着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被韩国指定为第55号重要无形文化财;祭祀时所演奏的音乐被韩国指定为第1号重要无形文化财。每年春、秋两季,韩国民俗村的主办者和旅游部门的官员想尽各种办法招徕非韩国的游客,韩国国家级的表演团体为外国游客表演韩国传统文化。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像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第13号”的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国际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被韩国指定为国家级文化财的表演者,随时随地都会被搬上“舞台”,每天都要忙着去不同的演出场地赶场。韩国的农乐乐团一天每隔一小时就要演出一场。久而久之,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有者们的表演逐渐变成了纯商业性的演出。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心,恐怕韩国传统文化表演将会失去它原有的文化意义和应有的价值。
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只
是做好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还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是单个群体和个人权益的实现，更是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项工程，不仅要发挥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保护机构、社区民众等不同保护主体的作用，还要有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法与措施。根据前人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主要应采取以下方法和措施：
一、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
二、科学的管理机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
三、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的有效措施
四、重视专家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五、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财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
六、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七、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途径
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文化工程，只有坚持实施科学正确的方法与措施，才能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中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文化利益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一，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方面，只有修好中华文化这座“无形的长城”，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才能绵延不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2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以下几点：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据记录与保护。一是做好普查积累的非遗资料文档工作，包括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的建立。按照“全面普查、广泛采集、确立重点、建档立卡、分类制作、图文并茂”的工作要求和统一的格式，分别建立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社团（队）、民间艺术之乡（村）、民间艺术品种的文字、图片、音像档案。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妥善保管实物资料；二是搞好非遗资料的数据库建设。按照“统一软件、统一目录、统一分类、统一格式、统一质量”的工作标准，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把所有非遗资源信息（包括文字、图象、音响、影像）进行科学、系统的数字化动态管理。
2、利用舆论工具加强宣传。一是充分发挥各级新闻媒体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3、争取政府政策措施投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核心和主导作用，制定规划、组织力量、落实经费、加强指导。对市属非遗名录项目及列入市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或其他重大项目进行挖掘、抢救、保护、保存、研究、传承等的补助，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和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老艺人）、民间艺术家等扶持表彰，民间艺术人才的培养，非遗成果编纂、数据库建设等。各区、县（市）也应根据各地的实际，适当安排保护专项资金。
4、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顺应社会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除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外，我们还要致力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
1、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体系。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整体性动态保护，命名一批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和民间艺术家，使优秀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保护。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健全市、县两级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工作机制，实行属地管理，由所在地进行保护为主、上级指导和支持为辅。基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网络化。
3、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要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纳入了学校的教学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3篇
201 2年6月5日, “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行。在此次论坛上, 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此主题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在论坛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揭示了一组惊人的数字我国村落消亡的数字:“据调查, 从2000年到2010年, 中国自然村从360万减少到270万, 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 平均每天都有一二百个自然村消失村落的这种消失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但更为可怕的是, 连同村落一起消失的是一代一代通过口述传承下来的保存在记忆里的非物质文化, 因为没有统一的考证和记录, 导致了大量的珍贵文化信息的消失。”对此我们竟然熟视无睹!我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去加以保护, 中国古村落文化危矣!
对于我国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业内专家已经有充分而明确的阐释和论证, 在此不再赘言, 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实施措施, 才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在对工业文明的物质遗产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上,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但是对农村村落 (主要是古村落) 的保护, 涉及的因素较之于工业建筑要复杂, 因为村落的活态性因素居多, 还有待于研究和实践, 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受城市化影响等具体情况而选择科学合理的保护模式。
在我国, 古村落迅速消亡的现实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冯骥才先生对此归纳了四方面的原因, 可以概括为目前我国对农村的政策、观念, 以及客观社会发展如经济、科技等方面对农村生存、生活方式的影响。若想全面遏制古村落的衰落势态, 具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古村落保护的作为。关于保护的途径, 专家们都有许多好的建议, 多种途径方式并用, 也许能够取得更有效的结果。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的社会机构, 都对古村落保护负有重要的责任, 都应对古村落保护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有效的措施。当然, 担负教育职责的高校, 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要从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何通过相关学科的教学理念、内容、方式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的构想, 就是为古村落保护任务提供一种教育方面改革的思路。
近些年来, 我对山东、山西、陕西、贵州、福建、江西、安徽等不同地区的古村落进行了考察, 看到每一处古村落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有如此众多的古村遗存不胜兴奋!同时也为这些年代久远的村落民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感到忧虑。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而且是会随时消失的资源, 本应该成为高校乃至中小学最应该学习内容之一, 而且这些古村落的空间环境也可以视为最为直观、鲜明、可体验农业文明的课堂, 但是可惜的是这一点却普遍被忽略了, 缺失了。
基于此, 我提出对古村落保护与教育对接的构想, 即: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灌注于我们教育理念中, 将古村落文化保护纳入高校的教学体系中, 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农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门类中, 一级学科涵盖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设计艺术学、中国史、美学、建筑学、管理学, 尤其是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等学科, 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必须设置的课程, 都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必修的课程。鉴于对文化遗产保护 (包括古村落)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性任务, 那么在当前社会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保护意识淡薄、漠视的情况下, 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文化保护意识教育, 培养具有文化保护意识的各行业人才,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与义务感, 是高校面临重要的教育与实践任务。
根据考察和网络检索, 目前在高校中设置此类课程的并不多,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有“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课程。该课程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但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而不是农耕文化的聚居形态村落文化。南京艺术学院设置有“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业”, 课程设置比较系统科学, “中国文明史”、“中国文化遗产”等课程涉及农耕文明村落的内容, 这应该是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教学体系。可以这样说, 文化遗产保护类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在我国还只是在个别院校零星可见, 并没有形成一种通识教育模式。尤其是针对农耕文明的“村落”内容而言, 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历史的更迭变迁, 不应忽略人类生存文化载体村落聚居文化的演化。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村落文化是一种根性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中, 而村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所以, 文化真正的根扎在农村。”我们的教育如果不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上寻“根”, 学生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史, 也就不会真正理解我国文化的基因、特征, 也就谈不到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从这一点看, 我们的教育的确有值得反思之处!此外, 古村落文化还留给我们选址、规划方面的哲理, 房屋、庭院、街道、器物等物质遗产, 以及大量的民俗、信仰、祭祀、技艺、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村落形成、发展、演化、更迭的历史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相当丰富。因此, 以此为主旨的专业设置和通识教育课程的纳入, 应该是对我们目前教育的必要的补充, 而且这种教育也是迫在眉睫的。
那么, 古村落文化保护如何与高校教育对接, 我在此提出一个基本思路, 当然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建议、补充。我们知道, 高校有三项基本的功能: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项功能均能够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相联系, 现以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学科为主的院校为例, 具体考虑从几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一、教学方面
教学是学校的主要任务, 是通过课程传授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文化遗产保护 (古村落保护) 作为一项教学内容, 要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去。这个体系应该是一个课程组, 包括理论课、设计课与实践课。
(一) 理论课主要讲授“中国农业文明史”、“中国村落发展史”、“中国民居概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等课程。
视专业情况而定, 既可以是系统开设, 也可以重点开设, 亦可以综合开设。其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了解、掌握我国农耕文化的年代、演化、地域自然特征、物产特征、种植耕作、村落形成肌理、民居建筑形式等有形内容, 以及传统风水理论、生活方式、民俗活动、民间手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二) 古村落保护可以与设计课相结合, 在系列专题设计课中专门设置对古村落保护的设计课题。
通常情况下, 设计课都是以虚拟设计题目为主, 而对于古村落保护课题而言, 就需要有针对性了, 要针对某个古村落保护来安排课题。要到村落现场进行考察、调研、生活, 让学生在充分把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形成保护理念, 展开设计思维, 在设计过程中不断讨论、深入、完善, 最终形成保护规划设计方案。每一个村庄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这会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 结合村落具体情况, 学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规划设计。如果一个班25位学生, 那么课程最终就会产生25套保护方案, 这其中或许就会有合理的、启发性的思路, 能够为今后的保护方案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参考。这就是令人欣喜的教学成果, 尽管学生们的规划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 但是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而言, 既是直观的、体验的, 也是记忆性的、潜移默化的, 有可能对其今后的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三) 实践课的内容比较宽泛, 如果结合古村落保护,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课程的实施。
1. 摄影与绘画课
将古村落作为一个主题, 将古村落的建筑、街道、庭院、室内、周围自然环境以及村民生活场景、民俗活动等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形成丰富的影像资料。摄影可以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洞察力、想象力、敏感性、瞬间的场景扑捉等方面的能力。这些影像既能够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农村生活方式, 培养学生对农村的感情, 也是通过影像保留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方式。
学生的基础课教学一般都会有写生课、速写课, 可设置专门的古村落写生单元。一方面是训练提高造型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这些经典的、优秀的古村落写生, 感受体验我国农耕文化的智慧与创造, 发现民间那种典雅、祥和、朴素之美。要专业造型能力训练与文化审美能力训练并重, 通过绘画写生的过程, 培养学生对古村落的热爱之甚至比技术能力训练更为重要。
2. 建筑测绘课
建筑测绘课程是建筑学的传统课程, 通常是对经典传统建筑、古建筑进行测量与图纸绘制。仅从课程名称上看, 该课程更侧重于测绘技术, 但是在测绘中所涉及的内容却是相当的丰富。测绘课的意义在于:通过测绘准确记录完整的建筑数据, 绘制严谨的建筑图纸, 考证建筑年代, 分析建筑背景, 解析建筑技术, 研究建筑文化, 保存建筑图纸与考察文字档案。由此可见, 测绘课实则是对建筑文化遗产的全面性研究。对于古村落保护而言, 测绘课程尤为重要。首先要选择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 即符合冯骥才先生所提出的古村落认定的标准。对于古村落的测绘, 应该整体与单体结合, 即对古村落的整体规划形态测绘与单体典型建筑测绘相结合。传统古村落在选址方面是很有生态观念的, 通常都会有一定的风水学说作为依据。故古村落测绘必须要注重村庄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水土植被等要素, 同时要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民居建筑进行测绘分析, 最终形成完整的测绘资料。测绘课结合古村落保护, 形成的不仅仅是教学成果, 更是为古村落保护所做的档案建设实际工作。在目前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以高校实践课程的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 可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3. 田野调查课
农村田野调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课程, 是掌握第一手村落信息的必要方式。该课程调查包括形成村落文化的物质遗产内容, 也包括非物质遗产内容。一个村落的历史, 大部分没有系统、完整、详尽的文字记载, 一般只是靠一代一代人的记忆与口述, 因此, 村落历史是片段而零碎的, 许多文化信息因此而失落。在课程中设置村落调查, 既是学习、汲取农耕文化原生态的教学方式, 又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对村落发展的信息连续掌握与记载, 为村落史的撰写留下第一手鲜活的素材。村落调查可以通过村民访谈、实地考察以文字、图片、录音、影像等多种方式记录、留存资料。还有一点就是, 大部分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对于农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耕作方式、时令节气、民间习俗等几乎一无所知。农村村落调查, 也会使这些城市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在课堂上所无法得到的知识与感受体验。对于人才培养而言, 或许这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
二、科学研究
高校的科研应该密切同现实相结合, 尤其是应用学科的科研, 更应该关注现实问题, 研究现实问题, 解决现实问题。到目前为止, 国家对古村落保护也还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保护法规或条例。政府、社会都在忙于搞开发, 根本无暇顾及古村落保护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公共意识缺失是最大的现实问题。因此, 高校教育、科研有义务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12年6月5日, “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 也充分说明高校, 特别是设计类大学对此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目前除了已进行旅游开发的古村落, 其他各省各地区村落 (包括古村落) 的境况基本上属于自生自衰自灭的状态, 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既有迫切性, 也要持续性, 更需要科学性。所以仅呼吁是不够的, 应该真正进入研究领域, 经过充分论证, 提出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和措施, 并经过实践验证成功的保护案例。
高校应该担负起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责任, 有条件的高校应该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 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中心、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民艺研究所等都是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作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 其中也涵盖了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这些大学研究机构在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很多贡献, 譬如2012年6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对山东荣成东楮岛村海草房的调研。《东楮岛村》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子项目《中国名村》系列丛书之一, 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研究所承担, 目前的村落调查已取得了大量的现场资料。毫无疑问, 引领学术与信息前沿的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是一支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三、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功能之一, 也是近二十年来各高校发展最为迅速的项目, 其基本体现形式就是产学研合作教学模式。产学研合作教育。它是现代社会的新型教育模式, 即充分利用学校和地方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 把课堂教学、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科研实践有机结合, 这是高校开放式办学的必要举措。
在针对古村落保护的课题上, 学校与地方政府、相关研究机构、企业联合立项实施, 是最现实有效的途径。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高校要协同当地政府达成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有计划地调查省、市县等各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落, 认真盘点各级区域内的古村落资源, 按照其珍稀性、特色性、代表性对其保护价值进行科学分级, 然后制定出保护规划, 包括保护理念、保护方法、资金落实和技术落实。这是一个高校与社会各界共同承担的任务, 也是真正把古村落保护落到实处的工作, 如果结合得好, 我们对古村落的保护就开拓了思路和途径。
综上所述, 我认为, 其一, 在大学教育体系中, 文化遗产保护类课程应该成为所有学科的必修或选修通识课程 (这是一种类似于惩罚性的补课!因为我们在此前缺失得太多!) , 以作为大学在文化继承与保护意识教育上的必要补充。其二, 在与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学科中, 重点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设计艺术学、中国史、美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等学科, 建立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以此补充和强化理论知识、文化意识和技术能力的培养教育。其三, 充分利用高校的教学、信息、研究、服务等资源优势, 将古村落文化保护作为一项长久的文化战略课题列入研究规划, 不断取得成果, 作为实践的理论依据。其四, 高校的教学、科研要与社会接轨, 整合社会资源, 积极探索实践, 总结对古村落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 提出有效的保护方式方法并加以推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4篇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国外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317-01
1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瓶颈
1.1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保护有保护的意义,开发有开发的目的
保护是有责任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给予完全的、可持续的、可解读的保护;开发是对文化遗产价值作为一种商品或资产进行有目的的利用,如何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目前国内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困惑。
1.2 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与开发文化遗产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之间的悖论
地方政府为了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进行投入,但是文化遗产的开发往往是投入大于产出,遗产保护这一“惠遗产”功能,能够给政府带来多少政绩?
1.3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参与特别是居民利益之间的悖论
首先在文化遗产的规划方面我国目前往往是由少数专家讨论决定,没有引进社区参与机制,未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对遗产地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文化遗产在开发的过程中往往有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介入,由于缺少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开发的收益大部分流入了遗产的经营者,社区居民还处于贫困的状态。再次,在古村镇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社区居民不仅需要保护他们物化的传统形态,也向往现代的生活方式,社区参与机制影响着社区居民对遗产公平性的感知和保护遗产的积极性。
1.4 文化遗产保护区最少干预原则与开发现代游览设施的悖论
最少干预性保护原则是《威尼斯宪章》中首先提出的,旨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时,以最少干预的方式进行,但是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以及为了使文化遗产对现代人具有可读性,在修葺和利用现代技术和游览设施上存在着对文化遗产不同程度的干预。
2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措施
2.1政府保护世界遗产的多样化措施
(1)设置“世界遗产城市奖”,鼓励地方政府保护遗产
西班牙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二大国,为鼓励地方保护世界遗产,西班牙政府设立了“世界遗产城市奖”,评判的标准是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和执行质量,以及是否与外部环境、城市形象十分融合,是否使历史遗迹重新得到社会关注,是否对其他遗迹的保存修复有借鉴作用[1]。奖项名额有两个,奖金共24,040欧元。
(2)多元化投资机制保护遗产
意大利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资金方面,采用国家财政拨款、吸收私人投资以及社会公益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资机制,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资助文化产业优惠法”、“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交易所”等,并从1997年起专设文物彩票,每年从彩票收入中按比例增拨1.5亿欧元用于文物保护[2]。
(3)维护遗产旅游的和谐环境
柬埔寨政府在遗产景区的管理中以提供公共服务、咨询服务及稳定和谐的社会旅游环境为己任,在每一个宾馆、餐厅、公共服务点免费向游客提供包括餐厅、宾馆价格、服务质量的对比、体验项目的特点、价格、交通的组织等的解说小册子,而且一般提供3—4中语言服务。
2.2 多种措施与遗产地周边居民互动
国外对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的较早,早在1980年Seeking就指出“一个真实合理的旅游规划中必须依靠普通社区居民和私营机构、非盈利组织的多方参与[3]”而我国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多侧重于旅游扶贫理论的研究,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强,参与性行动更少。
(1)英国哈德良长城与周边居民互动的措施[4]
①利用解说系统促进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通过解说系统让游客知道去周边乡村哪里购物、就餐、停留。
②促进地方利益最大化,包括向游客推广当地服务业的项目,雇佣当地人才,发展新行业和地方供应链,提高社区经济可持续的能力。
③培养社区居民主权感和认同感,包括加强与当地居民沟通,使其理解管理者的意图,通过促销遗产景观和品牌来增加收入,激励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同。
④鼓励居民成为遗产景观的保护者,实施自愿土地管理计划,把商品补贴变为景观的管理费,鼓励遗产地实现多元化发展。
⑤为地方教育提供各种机会,发展“教育和信息”项目,从小培养遗产保护意识,为地方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2)柬埔寨对社区利益的重视
柬埔寨主管部门将文化遗产旅游收入的20%作为当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补贴以及教育的基金,并且鼓励当地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在吸引投资方面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投资和就业需要,外来投资者也必须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前提。
2.3 保证文化遗产景观原始、自然、和谐的状态
在对文化遗产的最少干预方面,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保持原真性
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保护建筑物本身,还要保存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在对文化遗产的修葺方面,强调新修补处必须与原文物有明顯区别,形传统与现代的经典对话,并且要求尽量使用传统材料特别是文物原来的材料。
(2)保持原始性
柬埔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注重对原生态的保护和对自然的尊重,对文化遗产的修葺严格按照本来面目,并且认为文化遗产的旅游是一种体验文化遗产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生活的各种要素,绝不干涉遗产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更不会为了保护遗产而将居民整体搬迁。
(3)保持生态性
美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侧重于对景观的保护,针对遗产保护的法律认为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是国民欣赏自然和精神活动的场所,是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神圣之地,严格禁止在遗产地修建索道,除了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
以上是国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举措的分析,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げ慰嘉南:
[1] 肖锡维.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工作启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6,04.
[2] 张国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9,04.
[3] Potts, T., and R. Harrell . Enhancing Comm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A Travel Ecology Approach. Tourism Analysis 3.
论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第5篇
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
式、知识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内容。口头传承和表现形式 包括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议、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
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
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保护的意义是什么,进而制定如何保护的对策,才能够使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好地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的。
田青教授在“珠海大讲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中说过：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传
统民俗文化，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民族的DNA。我们的所有的古老的传统包括我们的民俗，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都是弱势文化，不保护提倡就会消亡。
因此保护“非遗”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迫在眉睫。但是，我们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时候要作要对 精神家园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既需要各部门
团结协作又需要确定各自的职能、履行相关的责任。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关
系到文化血脉的传承、精神家园的维护、和谐文化的建设，关系到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
化主权的维护。关系到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可持续性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活的文
化 它的价值不单体现在传承人创作的作品 更在于传承人所拥有的技艺 技术 使 非物质文
化遗产 得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源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传承于民间 没有任何
文化形式比 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以人为载体的 是
他们承载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薪火 失去了传承和传承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不复存在。
保护文化遗产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
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应对各种现
代性危机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世界的合作与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四、有利
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平衡，使得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之间求同存
异，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我国及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五、《伊斯坦
布尔宣言》中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能够增强人类文化的创新和发
展先进文化，同时也是创造性和文化创作的主要源泉之一。
六、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促进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
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保护意识，有利于实现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从而更
有力的反作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促使其早日完成这一系统而艰巨的任务。
综上所述，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是人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6篇
作者/ 韩建军
[摘要]通过对近几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专著的统计分析，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化和定义，国内学者及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现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注地域文化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 第7篇
电子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关注地域文化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2012年7月2日赴淮北市临涣古镇考察饮茶文化,开展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
7月2日上午团队一行来到临涣镇，受到当地政府诚挚欢迎。临涣镇党委书记赵先贺十分关注此次实践活动，并在活动开展上予以支持。镇组织部武部长向我们讲解了临涣茶馆的悠久历史、人文文化和发展现状，介绍了临涣茶馆的特色所在。使我们对临涣古城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较大的支持和帮助。在对临涣茶馆的探访中，我们了解到众多临涣茶馆与众不同的地方。也被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所吸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8篇
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包容再利用的系统工程。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可移动遗产和不可移动遗产。在中国, 不可移动遗产有三类第一类是世界文化遗产;第二类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第三类是全国、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遗产包括国有馆藏和私人收藏文物。受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 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多种遗产也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 丰富了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种类。上述均属于文化文本范畴, 但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化文本范畴, 而是应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即“文化文本文化资本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看作动态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工程。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要将遗产传承下去,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文化遗产不是在真空而是在不断产生新的需求的现实社会中保护和传承, 我们面对着诸如在开发中保护等无法回避的课题。城市的发展并非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立, 世界城市的发展已经要求将文化作为城市新生的重要支撑。
21世纪将是城市的世纪, 而我们的城市现状如何?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城市文化》中尖锐地批判了控制着巨大城市的金融机关、官僚机构、媒体的三位一体的构造, 提倡重视“生命和环境”的“生命经济学”, 主张“再建充实人间消费活动与创造活动的城市”。[1]20世纪80年代, 随着既有资源减少与制造业衰微, 对欧洲许多城市来说, 一再追求经济发展的超大城市已经不能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 文化成了救星。
1978年, 英国出现了主张创意城市的团队“传通媒体” (Comedia) , 团队的创始者是查尔斯兰德利 (Charles Landry) , 团队早期在英国的许多工作都与城市中独立新媒体的发展有关。团队进行调查与可行性研究, 就私营与小区电台的制作、播放和接收提供建议, 出版并销售书籍, 涉足电影、电视、多媒体、音乐、设计、手工艺与剧院等各行业。团队强调文化产业的价值, 而文化产业环环相扣, 目前已经完成了全球500多个城市规划项目, 出版了100多种出版物, 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查尔斯兰德利2000年出版的代表作《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一书中阐述了一种崭新的都市策略和规划方法, 并检视人如何在城市内发挥创意去思考、规划并行动, 探讨了如何借助人的想象力与才华, 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并生气勃勃。[2]
创意城市的倡导者认为, 创造良好城市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资产以及那些戏剧性扩增的公认的城市资产。城市资产与资源可能是:①硬件、实质、有形的, 或软件、非实质与无形的;②实际与可见的, 或象征性与不可见的;③可计算、量化并可预测的, 或是与认知及意象有关的。其中, 人才和文化是重要资源。城市文化资源包括历史、产业及艺术遗产, 代表性资产有建筑、城市景观或地标等, 此外还有公共生活、节庆、仪式, 或是传说等地方特色和固有传统。创意不仅是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 更能帮助其增长。文化遗产是城市以往创造力的总和, 是凸显城市文化独特性的依据, 一旦城市拥有从交通系统、教育到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 理想地以最佳典范为标杆后, 便能靠举足轻重的差异、多元性与独特性来自我推销。[2]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21世纪的城市发展对于文化资源的迫切要求。城市以文化为发展重点, 要求最大限度地掌握文化资源的状况并发挥其作用。珍视文化遗产这项最大的资源, 把握文化和开发的平衡, 是对城市管理者能力的检验。
二、文化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的系统
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适应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 方法是适当的。”1979年《巴拉宪章》明确了“适应性再利用”的概念:即对某一场所进行调整使其容纳新的功能, 其关键在于为建筑遗产找到适当的用途, 这些用途使该场所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程度,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适应性再利用”的提出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外延。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意产业建立了联系。如果我们把“创意城市”的发展观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之内, 便可以得到其外延, 即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从文化文本经过档案、研究、调查、评估成为文化资本, 还要通过创意、生产、销售等环节变为文化商品, 再从文化商品形成文化产业 (1) 。
第一个过程是从文化文本到文化资本。
文化文本是未被整理和评估的遗产, 人们往往不是很清楚其是否具有价值, 需要通过档案收集、现场调查、综合研究、评估分析来还原其本来的资源的意义。
前文所述“传通媒体” (Comedia) 的早期大部分工作是在英国对文化产业进行调查和可行性研究, 这使他们对文化的亮点有最深刻的了解, 同样之于文化遗产, 不论物质还是非物质资源都要有充分的了解。建筑遗产有不同的等级, 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属于地方体系的历史风貌建筑, 也有不在体系内的历史建筑。对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评估, 结论可能是每个部件都具有重要保留价值, 但是对于不在体系内的历史建筑, 我们也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资源, 同样要进行价值评估, 保护其中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部分, 并且在如此前提下发挥更多创造力。查尔斯兰德利认为, “城市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资源与潜能, 继而促成必要的全面改造流程, 而这本身就是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行动。”[2]
文物研究者进行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针对文物进行的保护规划或者修复工程, 虽然也有展示规划的部分, 但大都是以文化文本向文化资本转换为前提而进行的保护。
但是仅仅具有文化资本是不够的, 城市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在于处理好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再利用问题。
第二个过程是从文化资本向文化商品的转换。
这个转换是文化遗产进入经济循环的关键。从文化资本向文化商品转换涉及创意、生产、销售等环节, 而文化遗产与新的文化商品不同的是, 文化遗产本身已经存在资本, 在保证本来的价值不减低的前提下通过创意实现价值增长可能更为复杂, 这也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在活化利用的同时不损失原有遗产的价值 (即保值问题) , 并且通过创意设计达到增值的目的。查尔斯兰德利提出“文化深度” (cultural depth) 的概念, 意指文化遗产是有文化深度的资源, 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是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城市特征定位标志。但是也并不是说新兴文化产业不能建立文化深度, 比如电影与媒体产业, 还有信息科技经济组织, 都是在洛杉矶和硅谷等新兴地区生的根, 但是比较起来, “某些地方有源自历史的文化深度。而借由确立特色, 让城市运用成年累月的古色古香感, 以及靠市民自豪感所激发的信心, 都能使历史焕发新生。它能赋予机构权威感与可信度, 就如波士顿坐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群聚学府般, 这让它变得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由于声誉, 尤其是教育界的声誉需要长时间建立, 因此不会轻易被新兴的城市或机构所夺走”。[2]比如天津曾经有九国租界, 也是近代工业先驱城市之一, 北京则是古都, 它们的城市特征并非新兴城市所能取代的。
不仅要保持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深度, 还要使之增值。创意是实现保值和提升文化资本价值的过程。所谓增值是在文化遗产原有的价值基础上添加新的价值。芝加哥大学教授契克森密哈伊 (Mihaly Czikszentmihalyi) 曾说“创意等于文化的基因变化过程”。[3]从历史角度来看, 使城市命脉得以存续的, 正是能挑战传统界限的创意。在1983年出版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 作者认为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 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 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 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 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4]文化遗产现在的价值定位也包括今天人们的认识过程, 而这个过程还在延续, 创意就是延续传统的过程。
创意经济涉及四种“创意产业”的创造性产品交易版权业、专利业、商标业、设计业, 在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方面最多的可能与设计有关。创意有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大卫斯洛斯比 (David Throsby) 曾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非使用价值中则包括有创造性价值, 也就是说文化遗产赋予了创造者想象和创造的空间[5], 这是对一个新的设计所没有的恩赐。那么, 该如何处置遗产所内涵的资产?“在某个人手里, 它们会爆发潜能, 但在另一个人手中, 它们则遭到闲置, 或是一事无成[2]”。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不仅使遗产遭到闲置, 更有甚者无视遗产资源, 彻底破坏遗产。
中国的遗产保护和利用中有“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概念, 这是中国的特色。公共文化事业是指政府或者公共团体出资的非盈利的再利用部分, 如利用为博物馆等, 这样减弱了单独由文化产业带来的对文化遗产的利益追求的强度, 但是不论哪种出资形式, 被利用的文化遗产都是消费的场所, 博物馆也是文化商品, 不论应用于文化产业还是公共文化事业的遗产, 都需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值和增值。
一系列文化商品的连锁构成文化产业。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也称文化工业) 的基础理论来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 其典型特征是把文化生产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 研究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 其理论研究促进了实践, “文化产业”成为通用词。因为“创意”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 因此又出现了“创意产业”一词。创意产业又和创意城市连接。查尔斯兰德利提到群聚与创意区:在富有创意的地方, 群聚 (clustering) 举足轻重, 而这些地方往往被称为创意特区 (creative quarters) 。对“创意经济”与创意氛围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技术与支持性基础设施的汇集。[2]创意阶层 (creative class) 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理查德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ida) 在《创意阶级的兴起》一书中, 阐述了对一个创意城市应该有创意阶层的支持。[6]创意阶层包括设计师、科学家、艺术家与脑力劳动者等, 也就是在大家眼中需要用创意来从事自身工作的人。这些人最关心的, 就是“地方的质量” (quality of place) 。
我们在台湾看到这样的例子, 台北利用废旧工业遗产设置了文化创意基地, 将其命名为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文化创意基地, 这些基地集聚了大学的研究者、艺术家、设计师等, 并通过设立基金会来管理运营, 政府仅仅从政策上把控, 并且提供基础设施修复所必须的最低限经费。这些基地像身体的穴位一样, 刺激一点带动全身, 激发全台北的活性。这是台北申请世界创意城市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也设置了十大创意园区, 其中著名的“798”就是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形成的, 起初这里作为中央工艺美院搬迁的周转地集聚了大量的艺术人才, 形成创意氛围, 在中央工艺美院迁离后依然成为艺术家们喜爱的创意集聚地, 这让我们深思今后应该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创意集聚区。数量众多的创意集聚区应该是创意城市的基础。联合国在2002年设立了创意城市联盟, 中国的深圳、上海、成都、哈尔滨、北京、杭州都先后成为世界创意城市, 但是这些被冠以“世界创意城市”的城市还需要更有意识地深化其创意城市建设。
三、适应性再利用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要点
在中国对于文化遗产进入市场是存有争议的, 反对的原因是担心不能很好地把握真实性原则而破坏了文物。的确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文化, 并不是为了满足商业要求, 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的途径。但是其核心是不能丧失其真实性。目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衔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 缺乏充分的价值评估
缺乏历史和现状调查、缺乏价值评估的现象十分常见。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对过去十年近代建筑改造案例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撰写了《我国工业遗产改造案例之研究》, 我们发现大部分案例缺乏历史调查、价值评估的过程,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50个案例中仅有8个案例对改造对象的价值评估信息进行了明确的介绍, 其余案例仅是对其价值进行了概述, 甚至并未有提及。[7]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和建立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的正确认识。
在亚洲,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都有十分系统的历史建筑调查报告书, 由政府委托大学研究者或者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并撰写的, 这是保证遗产价值的关键。但是中国内地在这方面并不规范, 2004年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集价值评估和策略制定以及展示为一体, 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报告书, 当然也没有专项经费。
价值评估也应该是贯穿于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过程。在从文化文本到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要有价值评估, 在从文化资本到文化商品的过程中也应该有再利用完成效果评估。价值评估是在适应性再利用中确保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关键。
2. 急需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创意人才
创意城市需要创意阶层, 人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但是就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来说, 更缺乏既懂得文化遗产保护又懂得创意设计这样两者兼顾的人才, 这是未来教育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
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特征需要从事文化遗产类创意设计者具有跨学科知识, 但是目前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设计单位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目前学科之间的界限依然十分严格, 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跨学科人才的要求。就建筑学本身而言, 大多数高校以往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脱节,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建筑历史也被当作选修课程, 大部分设计优秀的学生不愿意进入和建筑历史相关的研究室深造, 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也是为了新建筑设计设置的。目前只有同济大学在本科就设置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也开始这样的尝试, 西北大学设置了侧重考古学的文化遗产学院。目前中国没有文化遗产保护资质制度, 不具备遗产保护知识的建筑师也可以从事除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规划和设计, 而且从事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除了修缮设计之外很少接触创意设计。
3. 需要营建创意氛围
建立一个互相协作的平台十分重要。政府机构条块分割, 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行政管理体制分割, 文化遗产归文化局, 文化产业归宣传部, 产权所属更是复杂, 造成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的不连贯, 严重影响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可持续性再利用。因此我们主张管理部门打破布局界限, 建立一个官产学研、市民、媒体的平台, 更好地促进沟通。除了机构之间打破条块分割, 学界打破专业局限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此外, 加强弹性管理、创造宽松的创意环境等也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准备出版第三版建筑设计资料集, 其中很大的变更是加入了文化遗产改造和再利用的部分。很多大学和机构参与了这个工作, 促进了对文化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的思考。笔者有幸参加了近代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部分工作, 借此机会梳理了一下思路, 提出如下操作程序路线 (图1) 。
首先信息采集要对资源有充分的了解, 包括历史调查、现状调查等相关信息采集。
价值评估包括建立价值评估体系、价值评估标准和价值评估方法。
分级包括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系统, 对于非国家、非地方体系的历史建筑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部分更容易被拆除。
保护策略是根据价值评估并针对不同等级的遗产指定保护策略。保护策略常见的有修缮保护、适应性再利用、保养维修、异地迁建等, 这里重点讨论适应性再利用的问题。适应性再利用需要根据对建筑、环境或者设备的评估制定相应的策略, 确保其真实性。
根据《巴拉宪章》适应性再利用应该使遗产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程度,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
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相结合更多的不仅仅限定于遗产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确保遗产本身价值的前提下和现实社会需要很好地结合。而且文化产业不是一个文化商品, 而是创意集聚区。查理德.佛罗里达定义了推动经济发展的“3T”要素:技术、人才和宽容度 (Technology, Talent and Tolerance) 。发展创意集聚区也需要具备这三要素。此外为了维护文化遗产的寿命, 需要有遗产管理平台进行监测, 这个平台的信息不仅包括再利用的遗产本体, 也包括用户的社会信息。使用后评估也是应该进行的研究。
在这个路线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不断地反馈,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更多需要专家审查, 而在创意的过程中更多需要创意阶层的参与。
参考文献
[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译.郑时龄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Czikszentmihalyi M.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4]E.霍布斯鲍姆, 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顾杭, 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5]Throsby D.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6]Florida R.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 2002
